1113年，徽宗收下王希孟呈獻的《千里江山圖》，第一次裝裱必定近似“宣和裝”，蔡京獲賜此圖并在前隔水寫了題記。畫幅的卷首、卷尾和蔡京題均有傷痕，往中間就漸漸沒有了，這是諸多觀畫者在千百次不規范操作，即用手指抓撓兩頭開合手卷造成的。這些不可能是蔡京留下的，他不至于要如此欣賞一個晚輩的畫。誰在反復閱覽該圖呢？蔡京在跋文里記下了徽宗的圣旨：“天下士在作之而已”，意即應當將天下的能人啟用起來，令其干大事。徽宗一方面稱頌王希孟，另一方面要蔡京去“作之”，即推廣該圖的畫法，要求宮里年輕畫家學仿該圖的青綠畫法。該圖曾長期輾轉在宮廷年輕畫家的手里，弄得卷首卷尾兩頭破損嚴重，這些是無言的歷史證據。

《千里江山圖》局部

1126年，欽宗廢黜蔡京，意味著其財產要被查抄，《千里江山圖》又回到了內府。金滅北宋，劫走了北宋御府所藏的書畫、圖籍和珍玩等，其中也包括該圖。在該圖的卷尾上部有一長方朱文印，印文是“壽國公圖書印”（白文），最近呂曉女士在臺灣學者王耀庭先生研究金代印章的基礎上，撰文確認這是金代尚書右丞相高汝礪的收藏印，他于1220年被賜予“壽國公”，死于1224年，該印一定是在這4年之間加鈐到《千里江山圖》卷上的，顯然當時他是該圖的主人。

高汝礪在1224年離世之后，該圖傳到了南宋，被理宗趙昀收藏，是為第三次進宮。此時的卷首、卷尾已經被北宋末至金代的觀賞者抓撓得相當疲軟了，前隔水上下兩頭很可能脫裱、脫絲嚴重，理宗敕令重裱和修復這幅超長卷，在卷首鈐印“緝熙殿寶”（朱文），這么一來，在卷首和卷尾分別鈐有宋金藏印，該卷的兩頭基本上是完整的，不太會出現大段被切割的現象。

值得注意的是：前后裱換上了新材料，蔡題被移到了卷尾，變成了跋文。其依據有三：一、蔡題上的疲損裂痕與卷首的發展趨向是一致的，同時受損，由于前隔水用絹的材質不及畫幅，加上它位于前部，受損的程度會更高，蔡題已經疲軟至極（圖1）。二、蔡題的右側有一方圓形朱文騎縫章，另一半在引首上，使用印泥似宋代水蜜印，與單國霖、單國強和凌利中先生探討，像“沐”字，尚有另一半在前面的引首上，被切割。三、蔡題多處提及徽宗對王希孟和該圖的評價，若題在卷尾是大不敬的，加上蔡京年長希孟51歲，題于卷首，合情合理。蔡京對徽宗的畫是題在卷尾，如蔡京在徽宗《雪江歸棹圖》卷（故宮博物院藏）的后隔水題寫的跋文，恭敬地寫下了他的觀感（圖2）。

圖1 蔡跋的破損狀況與《千里江山圖》卷首一致

圖2 《雪江歸棹圖》卷蔡京跋文

蔡題被換位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京師六賊”遭到了南宋社會的唾棄，據元初周密《思陵書畫記》載：“古書畫如有宣和御書題名，并行拆下不用。別令曹勛定驗。別行撰寫名作畫目，進呈取旨。” 他的《齊東野語》卷六補充道：“凡經前輩品題者盡皆拆去。故今御府所藏多無題識。其源委授受，歲月考訂，邈不可求，為可恨耳。”連徽宗御筆都要被裁去，更何況“前輩品題”了，實際上就是“京師六賊”的題跋。理宗若裁去蔡題，該圖等于沒有“戶口”了，他不得不采取一個折中的辦法：將蔡題移到卷尾，開卷時就不會那么刺目。蔡題的破損顯然與卷尾的紋理沒有銜接關系，它們本不是一體，曹星原女士在《展記》里撰文認為它是從別處移來的觀點是對的，但關鍵的問題是要搞清楚它究竟是從何處移來的、誰移的、為什么移。

蒙古人滅南宋后，該卷被大都（今北京）高僧溥光收藏了。溥光，俗姓李，字玄暉，號雪庵，大同人。早年出家為僧，主要活動于至元到皇慶年間（1264—1313），擅長書法，尤其是牌匾大字，經趙孟頫推薦，大概于1298年入宮。

需要解釋的是，溥光款署：“大德七年（1303）……昭文館大學士雪庵溥光謹題”（圖3），鈐印“雪庵”（朱文）和“溥光”（白文），另有兩個印痕似花押。清代黃本驥《跋溥光書萬安寺茶榜》說他在“至大初（1308—1311）授昭文館大學士”（蘇顯雙查出刊于清吳榮光《辛丑消夏記》卷四），此乃虛職。據凌利中先生提示，溥光在傳為唐代韓滉《豐稔圖》卷（故宮博物院藏）后書有跋文（圖4），經比對，其書寫習慣和筆性書風實為一人，恰如明初陶宗儀《書史會要》卷七所云：“溥光小字亦有格力”。那么溥跋即為原始的第一手文獻，清人黃本驥所錄是傳抄文獻，會有誤，溥光任職昭文館大學士的時間也許要提前5年。

圖3《千里江山圖》溥光跋

圖4 唐代韓滉（傳）《豐稔圖》卷溥光跋

閱讀宋元跋文應進入當時的語境。溥光說這件“布置宏遠”的“巧密”之作是“丹青小景”，此系宋人尤其是北方畫家對江南圖景的稱法，還有“江南畫”等別稱，如李唐在北宋所作的一幅江山全景之圖，在當時即被定名為《江山小景圖》卷（49.7厘米×186.7厘米，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溥光自“志學之歲”（15歲）第一次“獲觀”是圖，到書跋為止已經“百過”，很顯然，該圖起初不屬于他，后來收入囊中，不然哪有百余次的觀賞之便？按照佛教“四大皆空”的戒律，僧人不得炫耀財富，僧人圓寂后，其財產悉數歸寺廟所有。所以僧人大多不在題跋里記錄購買書畫的細節和心情，尤其是像溥光這樣的高僧，在他圓寂后，該圖極可能歸于大都某個寺廟，成為廟產。這意味著在相當長的時間里，該圖難以在收藏領域里流通。也許這可以澄清此圖在溥光之后300余年無收藏信息的背后原因。

直到明末清初，該圖為收藏家梁清標所有，楊新先生認為，梁清標“自題了外簽，又在本幅及前后隔水、接紙上蓋有梁氏收藏印多方”，顯然梁清標對該圖進行了第三次裝裱，其題簽為：“王希孟千里江山圖”。溥跋是書寫在兩張信札上，最后落款在第二張紙上，其字跡均為一人所書，筆跡有明顯的滲化現象，這在裱好的拖尾上是不可能出現的，溥跋原來多半是夾在畫卷里面，梁清標重裱時，將它裱在蔡題之后，并裁去溥跋余紙，因此留下了兩張紙之間的接縫。

清初關于希孟姓王及早亡的信息雖然上距北宋500年，但未必全是空穴來風，王希孟畫完此圖后，盡管宮里出現了一些青綠山水，但沒有一幅畫屬于希孟的風格，也沒有一句關于他的文獻。清初宋犖在《論畫絕句》里提到“王希孟……作設色山水……未幾死，年二十余”，呂曉女士考證清初顧復的《平生壯觀》作于宋犖《論畫絕句》之前，前者記載了當時北京畫商王濟之所言：“王希孟……曾作青綠山水一卷。”加上梁清標的題簽，三說一致，希孟姓王就不是孤證了，顧、宋對該圖的名稱說得都比較抽象，顯然當時梁清標還沒有重裱此圖和冠名。該圖處在舊裱（宋裱）狀況時，必定有舊題簽，上面會有作者的姓名和半抽象的圖名，按宋人的習慣，會稱之為“王希孟設色山水圖”。古人有時會在外包首題簽的圖名之下，補上幾行小字，記錄該畫家生平中最重要的事件，如寵遇、職官、卒年等。筆者推測：清初說到希孟的姓氏和早卒的信息會不會出現在這里？否則，正如故宮專家肖燕翼先生所言，宋犖這樣身份的人不可能編出這種毫無意義的謊話去幫助制假，他畢竟曾被康熙帝譽為“清廉為天下巡撫第一”。王希孟早卒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還需要作進一步探究。

《千里江山圖》局部

業內皆知，梁清標的許多藏品是在他死后流到清內府的，該圖何時四進宮，尚不得知，但至少是在《石渠寶笈》初編完成的1745年之前。1923年，該圖被溥儀盜出，20世紀50年代初被文物商靳伯聲在琉璃廠所得，后移交文化部文物事業管理局（今國家文物局），1953年撥交故宮博物院，這是《千里江山圖》第五次進宮，最終結束了它的顛沛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