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企業家精神的培育之所以不盡如人意，主要是營商環境出了問題。為此，必須在改善和優化法治化的市場營商環境上下功夫

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關于營造企業家健康成長環境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這是60多年來，中央首次以專門文件明確企業家精神的地位和價值，對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有奠基性的制度創新意義，值得慶賀。

何為企業家精神？這既是一個古老的學術命題，也是一個內涵不斷豐富的范疇。在經濟理論界，主要有強調創新特征的德國學派，強調冒險特質的芝加哥學派，以及強調發現市場機會的奧地利學派。每一種學派后面都有一大批著名的學者代表。筆者認為，企業家精神既是一種無形的資源，也是一種決策和行動能力，是一個國家產業競爭優勢的主要來源。

作為經濟發展中的最重要的無形資源，企業家精神具有獨特性。主要表現在企業家精神所內涵的四種獨特能力。

一是企業家的認知能力。企業家在決策過程中使用的是基于直觀推斷的邏輯，而不是大企業經理階層利用的程序化的計劃決策。在不完全和不確定信息的復雜世界中進行戰略決策，使用直觀推斷方法可以簡化決策過程，使企業家的思考出現顯著的跳躍，由此產生各種創新成果。

二是企業家的發現能力。這可以歸結為當某種機會出現時，某個人具有抓住這種稍縱即逝的機會的洞察能力。這種能力主要取決于與市場貼近的程度、過去積累的經驗和對學習機制的自我強化效應，甚至可能與某人的先天稟賦有極為密切的聯系。

三是企業家的實現機遇能力。一般的技術知識專家不具備企業家所擁有的那種專業化的投資能力。企業家思想給予的方式是通過企業組織的方式來運作所發現的知識，或者是直接把所發現的知識在市場上出售。

四是企業家的協調知識能力。也就是熊彼特所說的“新的資源組合”的形式。生產新資源有這么幾種情形：由企業家利用發明改革或革新生產模式，或運用一種未嘗試過的技術生產新商品，或用一種新的方法生產老商品，通過開發一種新的原材料的來源，或新的產品渠道，或通過重組形成一個產業。

綜上，企業家精神是市場經濟中的一種獨特的能力和行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發市場蘊藏的活力。市場活力來自于人，特別是來自于企業家，來自于企業家精神。”當前中央為什么要強調培育壯大企業家隊伍、進一步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

筆者認為，從經濟理論上講，企業家的創業創新能力表明其是直接創造財富的主體，我們國家要擺脫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創新和財富充分地涌流，這當然要大力培育、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的創業創新精神；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上來看，要發揮“關鍵少數”的作用，這里的“關鍵少數”就是三支隊伍的建設，即干部隊伍、科技人員隊伍、企業家隊伍。從實踐上看，仍然存在著一些不關心愛護企業家與侵犯企業家利益、財產甚至個人安全的不良現象，影響了企業家的預期和積極性。這些問題不克服、不解決，就會影響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

企業家精神的培育是一項長期工程，非一朝一夕之功。我們的當務之急是保護企業家的“環境再造”。中央出臺的《意見》已經從一個總體要求、三個營造、三個弘揚、三個加強，總共十個方面提出非常好的政策取向。好的政策取向要進一步在實踐中落實、落地，要細化，有細則，有執行和責任主體。

中國改革開放近40年的歷史，既是企業家精神的形成、釋放和發揮作用的歷史，也是法治化的營商環境不斷改善和優化的進程。眼下，企業家精神的培育之所以不盡如人意，主要是營商環境出了問題。為此，必須在改善和優化法治化的市場營商環境上下功夫，筆者認為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實現產權保護制度的法治化。中共中央、國務院已經頒布了《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提出要抓緊編纂民法典，加強對各種所有制組織和自然人財產權的保護。現在講保護和鼓勵企業家精神，需要“兩穩”，即穩法律法規、穩市場營商環境。在實踐中，現在最迫切需要的是應該根據中央的部署，堅持有錯必糾的原則，甄別糾正一批侵害民營企業產權的錯案冤案，以提升企業家對中國發展的信心。

第二，要由產業政策管理轉向競爭政策或反壟斷法，并以此來規范市場秩序和行為。改革開放近40年來，我國面臨的發展問題已不是沒有市場競爭或市場自由，更不是沒有發展競爭，而是缺少“平等競爭”，缺少自由競爭的公平環境和條件。因此，建設法治化的市場營商環境，首先必須推進經濟從“發展競爭”轉向“平等競爭”，確立橫向的競爭政策在整個政策體系中的優先地位，明確競爭政策或反壟斷法是市場經濟的根本大法。這是我國在新常態下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和體現。

第三，宏觀經濟政策法治化。與市場會存在失誤一樣，宏觀調控政策也可能產生失誤。為防止宏觀調控政策出現隨意性、盲目性和不協調性等問題，需要把政府的宏觀調控納入法治化的軌道，主要包括：一是依法劃清宏觀調控的范圍，防止隨意擴大調控領域；二是要界定宏觀調控職權，實行權力清單、責任清單、投資清單、財力清單管理，并把其逐步公開化；三是要規范宏觀調控行為，明確宏觀調控方法，防止隨意性、盲目性；四是要強化宏觀調控部門的協調性，明確宏觀調控責任。如金融宏觀調控，直接關系到國家金融安全，關系到避免出現大規模、系統性金融危機，需加強央行、證監會、銀監會、保監會這“一行三會”之間的協調性和配合性。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長江學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