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現代出版120年的歷史維度來考量，創業120年的商務印書館不僅僅是商務人的商務，它所蘊藉、承載的中國幾代出版人乃至于中國幾代知識分子的文化使命和理想追求，使它有了更廣闊的文化象征意義。如何傳承好、維護好、發展好這塊“金字招牌”，是值得今天的中國出版人乃至于中國學界共同思考的一個問題。

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晚期，思想文化的啟蒙任務非常繁重。要把這樣一個古老國度推入現代文明發展的航道，面臨著固本與知新的雙重難題，即一方面要繼承與弘揚優秀傳統文化，使之成為民族國家之根基；另一方面要傳播與普及現代科學知識、思想觀念和技術發明，使中國能夠緊跟世界文明的潮流。商務印書館的開拓者們極具遠智地將整理國故與引進新知并舉，尚古而不泥古，推新而不迷新，既引入以《天演論》《茶花女》等為代表的西方名著，更編纂了《辭源》《百衲本二十四史》等中華經典，借出版之力，從傳統與現代兩個向度，為中華文明帶來補益。

可以說，從建館之日起，商務印書館就在出版活動中體現出一種大智慧和大格局，這是一種在深度關切家國命運的前提下才有的大智慧，也是一種把出版提振到關乎家國命運的高度才有的大格局。這樣的智慧與格局，使商務能夠跳出單純為生存、為贏利而經營的藩籬，始終走在時代和文化的前端，在更高遠的層面規劃自己的出版活動。以《四部叢刊》《四庫全書》《萬有文庫》為代表的古代典籍和現代知識叢書，以《辭源》《新華字典》《現代漢語詞典》《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為代表的品牌工具書，以“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和“中華當代學術著作輯要”為代表的學術著作等，都是引領潮流的傳世之作。

在新的歷史時期，商務印書館更著力于加強內容建設，創新主題出版，將主題出版作為中國國家知識體系建設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及人類智慧的重要組成部分予以看待，推出一系列反映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成果、反映治國理政新理念的精品力作，如“中國道路叢書”“國家治理叢書”“一帶一路”系列圖書等，提振民族精神，推動社會進步。

回顧發展歷程，我們發現，在每一個時期，商務印書館都與這一時期的優秀知識分子有著極為密切的關聯。商務的出版史，幾乎涉及中國文化史上所有的文化大家。商務印書館強大的媒介傳播能力，使這些領時代風氣之先的文化人的思想得以放大，進而形成強大的公共輿論和鮮明的學術導向，最終積極推進中國社會在思想、學術、文化與文明方面的進程。

另一方面，來自學界的豐富給養與強力支持，又浸潤并塑造商務印書館的宏闊視野與學術品格，成就商務印書館“工具書王國”和“學術出版重鎮”的美譽。比如，《辭源》第三版修訂，在館外，商務先后聘請了何九盈、王寧、董琨3位主編，22位分主編，127位專家組成修訂隊伍；在館內，調集精兵強將，組成老中青三代20人的編輯團隊。正式出版前，又延請108位各界專家學者審讀校樣，力保萬無一失。而且，在這些品牌辭書的維護與修訂過程中，商務印書館本著“開門修典”的宗旨，每逢新版問世前，都會請業內專家先行審讀評判，提出修改意見。

不久前召開的全國出版工作會議上，劉奇葆同志明確提出“加快從出版大國向出版強國邁進”的新目標，這是對出版工作者的鼓勵與鞭策。商務印書館將與全國出版戰線上的同志們一起，秉承優良傳統，加強內容建設，推出更多具有中國智慧、弘揚中國傳統、傳遞中國聲音、彰顯中國氣派的好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