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華文明的復興，哲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都在討論中國學派誕生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究竟能否構建哲學社會科學的中國學派？一種觀點主張一元論，認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都屬于科學，均以發現規律為目的，二者本質上沒有區別，所以不可能出現不同國別的科學。另一種觀點主張二元論，認為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是兩個不同的世界，人類具有賦予世界以意義的特殊能力。例如，西方人結婚，新娘穿白色婚紗，中國人則喜歡穿紅色禮服，這是因為人們對顏色意義的理解不同，是由各自的文化傳統決定的。事實上，哲學社會科學與歷史人文精神緊密相連，它以各個地域的不同語言為媒介，與本地流行的價值排序息息相關，而且研究對象處于不斷變化之中，所以具有很強的相對性，容易出現眾多學派。

中國學派應當包含不同理論流派，需要有思想觀點的競爭，既包括中國人與外國人的競爭，也包括內部各種學派的競爭。學習借鑒國外哲學社會科學知識，是加快構建中國學派的需要。但我們更要堅定“自信”、破除“他信”，深刻把握中華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獨特品質，構建富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中國學派，彰顯中國學派的獨特精神。

比如，經濟學的中國學派，只有從中華文明中汲取豐厚養分，才能茁壯成長。當代西方經濟學強調，市場機制配置經濟要素的效率高于政府干預。但中國自古就認為，經濟是“經世濟民”的道理和方法，市場機制和政府干預都是增進民眾福祉的手段。干預還是不干預，關鍵要看民意。失去民眾的信任和支持，怎么做都會導致災難。如此看來，排除了社會和政治因素的經濟學很難說還屬于社會科學，排除了社會和政治因素的市場機制也不可能存在。較之資本利益至上的主義，社會利益至上的主義更符合中國民本主義思想傳統。“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從2000多年前開始，中國的執政者就尊重市場機制但從不迷信市場機制，為了大眾利益而積極調控市場。從“常平倉”到“鹽鐵官營”，再到土地“公有私用”，都是中華文明經濟社會傳統的體現。

又如，政治學的中國學派，只有把握中華文明的特點，才能提出自己的觀點。中西歷史文化大不相同，社會政治制度差異很大。從古希臘開始，西方學者將階級區分與階級斗爭視為政治生活的核心，強調關于階級斗爭的制度解決方案，于是就有“一人之治”“多人之治”“眾人之治”的區分。而中國人分家時是平分家產，幾代之后大地主就消失了。另外，在中國，科舉制度給普通民眾以上升通道，很難形成穩固的階級統治。明朝末年，耶穌會士利瑪竇來華傳教，發現中國政府既非一人之治，也非多人之治，還非眾人之治，但又似乎每樣都有一些，所以倍感困惑。同樣，產生于歐洲的政黨，本意是某一部分社會群體的政治代表。但中國的情況卻不同，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是為全體百姓福祉而努力奮斗的。

再如，法學的中國學派，只有扎根于中國土壤，才能突破桎梏、別開生面。一個時期以來，一些法理學研究者言必稱西方。這在改革開放初期法治經驗不足、法治理論欠缺的情況下可能難以避免，但在我國法治建設已取得重大進展的今天就很不應該了。“法”這個單詞在歐洲有兩層意思：一是神的權威，如上帝與摩西的“十誡”之約；二是自然規律，如物理學里面的定律等。因而遵守法律就是服從神圣、服從自然規律，就是道德的。與西方傳統不同，中國古代實行禮法合治，主張德主刑輔。法主要是指刑法，所謂“德之所去，刑之所取”。中國的先哲認為，禮和法都是治國所必需的，因為禮是防患于未然的道德引導，讓民眾在生活中有所遵循；而法是在極少數人突破道德底線后，迫不得已而采用的強制手段。可見，中國的法治不能照西方的葫蘆畫瓢。

構建中國學派、彰顯其獨特精神，也面臨一些不利因素。例如，在中外學術交流上就存在語言和思維方式等方面的困難。我國學者大都習慣于通過譯著理解國外學者的思想，直接閱讀外文著作的偏少，這就導致學習和借鑒國外哲學社會科學知識存在一定障礙。反過來，我國學者的思想要讓國外學界所知就更加困難，因為從中文翻譯成外文不僅成本高，而且難以十分準確。如怎樣翻譯《紅樓夢》中賈寶玉的名字，就是一個不大不小的難題。當然，困難是可以想辦法克服的，如人工智能的發展將會消除大量語言障礙。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