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美院2017屆版畫系藝術家余安《烏合之眾》系列作品的維權事件受到業界的廣泛關注。在知識經濟時代背景下，藝術品展現出巨大的商業價值，但面對藝術作品受到侵權的現象，藝術家的維權也面臨不少的困難。有專家指出，藝術作品舉證困難，維權成本高及藝術家本身意識薄弱是導致作品侵權事件頻發的重要原因。

余安《烏合之眾》系列作品

《烏合之眾》系列作品是藝術家余安的畢業創作，將版畫作品配以大字報的形式呈現，受到了廣泛的關注。7月，余安偶然發現在上海的一個公益創作年展中，姜某創作的《空巢青年》與她的作品極為雷同，被當做優秀入圍作品在上海徐家匯地鐵站的三個大型廣告燈箱中展示。在活動網站上，抄襲作品也位于人氣排名的首位。

就國內藝術市場來看，人們對藝術品版權這一問題的認知幾乎是一片盲區。包括余安在內的多數藝術家，在侵權事件發生之前均不曾了解過法律文書；遇到侵權事件后，許多人甚至不會嘗試追索權利。余安表示，“我在央美讀書期間，每年聽聞這種事絕不只一兩件，可以說是成堆的。周圍的朋友都已經習慣了，他們勸我不要和這種人計較，消極的態度源于大家時常遭遇這種問題”。

除了年輕藝術家，一些成熟知名藝術家面臨侵權問題也頗顯無奈。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何家英曾在一次會議上表示：“我曾經在一個拍賣行看到一件作品。這件作品與我創作的某一件作品很相像，達到以假亂真的地步，甚至我都鑒定不出。”侵權復制品大量存在，這也是何家英不愿授權他人開發衍生品的重要原因。

為何藝術侵權事件頻頻上演？中國版權協會理事長閻曉宏表示，“行政部門執法打擊力度有待加強。如果不改善這一狀況，那么藝術品侵權現象將很難得到有效遏制。”在法律界專家林子英看來，藝術作品版權糾紛案件往往存在著舉證難問題，包括沒有在作品上署真名，沒有對作品進行版權登記等。

通過律師了解了相關維權條文后，余安放棄了上法庭一告到底的最初想法，選擇了私下解決的方式。

“由于沒有第一時間取證，到公證處公證，我能提供的有效證據是很有限的。就算告贏了，也無法獲得可觀的賠償。”就藝術性來說，余安的版畫作品重在報紙的插圖和排版形式，但以法律考量標準來看，抄襲版式并不算嚴重情節。判罰同樣會依據抄襲者的經濟狀況。“就算勝訴，最多只能獲得2萬元左右的賠償，還不及律師費多。真正打起官司來，我還要跑去上海當地，開庭、一審、二審，路費、食宿都是花銷。而且還不一定能告贏。”

隨著文化的發展，藝術市場的繁榮，藝術已經滲透到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侵權現象不僅破壞了藝術原創的生態，也制約著藝術出版、衍生品開發等版權下游的延伸，阻礙了文化產業的良性發展。有業界人士指出，藝術品侵權行為在當今市場環境中生存空間巨大，版權保護和防偽并非朝夕之間即可見效，需要長期有效地堅持，這一路途注定遙遠和漫長。（隋永剛 胡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