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玉口中國，一瓦頂成家，

都說國很大,其實一個家；

一心裝滿國,一手撐起家，

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

歌曲《國家》，生動地反映了中國老百姓心中的家國情懷。

從2013年，國家人口政策中明確放開“單獨二孩”，到2015年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全面二孩”，多子樂不僅上升到國家的人口發展戰略，也回歸為中國家庭的自主選擇。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落地，數百萬新生命踩在命運的節點上，打破獨生子女家庭的秩序，開啟了四口之家的歷史序幕。據國家衛生計生委發布的數字，2014年以來，伴隨我國人口生育政策的調整，我國人口出生率連年增加，尤其是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達到1786萬，出生率較2015年增長了11.5%，為2000年以來最高的出生人口年份，這其中二孩家庭無疑貢獻很大。

與此同時，全國婦聯等部門的調研報告顯示，中國生育潛力遠沒有極大化釋放，經濟壓力、事業發展等現實問題，成了想要二孩的家庭必須衡量與面對的問題,為數眾多的家庭還在“生與不生”的問題上糾結著。

逐漸完善的計劃生育政策，凝結著本屆全國政協委員的心血。未來如何制定相應的配套機制鼓勵保障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效果，更是本屆政協委員放不下的牽掛。

帶著委員的牽掛，我們走進普通家庭，走近專家學者，一起關注生養二孩，在當下中國社會現實中，到底存在什么樣的現實難題？如何充分釋放這一政策潛力？

無可替代的歡樂

“弟弟出生后，哥哥好像忽然長大了。有一次，家里人開玩笑說要把弟弟抱走，哥哥馬上抱起弟弟從客廳跑到臥室去藏起來。”王芳說起家里兩個孩子的故事，話匣子就收不住了，心底的喜悅外人很容易能感受得到。

38歲的王芳，大學畢業后落戶北京，和先生一起經過幾年的奮斗后，有房有車，算是衣食無憂。結婚兩年后，夫妻倆要了第一個孩子。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落實后，一個強烈的沖動在她心里萌生：不管男孩女孩，一定要再生一個孩子。

作為中國第一代獨生子女，王芳從小的孤單感就特別強烈，“你知道嗎，小時候爸爸媽媽將經常加班，就我一人在家。一聽到樓梯上有聲響，我就會跑到門口，把耳朵貼在門上，心里撲通撲通地跳。”

“有個哥哥或姐姐多好！”看著兩個兒子互動的瞬間，王芳好幾次都在想，自己的童年要能這樣，該多好！

“你真勇敢！多養個孩子，多費精力，多費銀子！我想都不敢想。”聽到王芳又生了一個孩子，周圍的姐妹都非常羨慕，卻又發出了感慨。

“我覺得她們還是想多了。真有了第二個孩子，你就會發現，和他帶給家庭的快樂相比，物質和精神上的辛苦，都不值一提！”在王芳心中，兩個孩子帶給她的幸福感，是任何東西都無法替代的。

“我們準備要二孩前，也算過經濟賬。當時算出一個數，把我和老公都嚇了一跳。”王芳笑言。但是第二天清晨，王芳迎著朝陽走在上班的路上，發現心底再生個孩子的念頭依然強烈。

和王芳一樣，和丈夫取得共識后，一家民企的項目負責人劉巍決定再生個孩子。今年年初，家里迎來了第二個寶寶。

從小在哥哥呵護下長大的劉巍也相信，在兄弟姐妹陪伴下長大的孩子，會更懂得如何與群體相處，遇到問題也更容易去想辦法解決，而不是像獨生子女那樣，總是有依賴心。

“當然每天一睜開眼，腦子里蹦出來的數字還是挺嚇人的：每個月房貸1.8萬元，四口家庭日常消費1.5萬。我們夫妻倆每月收入不過4萬元，已經是逼近負資產的狀態了。”

快樂著、憂慮著、還不忘做二孩時代的宣傳員，王芳、劉巍們，是當下中國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后，部分二孩適齡生育家庭的群像。

據國家統計局和國家衛生計生委的統計數字，自2013年國家出臺單獨家庭可生育二孩政策以來，2014、2015年二孩出生比重在全年出生人口占比始終保持在30%左右。到了2016年，二孩占新生人口比重超過了45%，比上一年又提高了十幾個百分點。

“推出全面二孩政策，從國家層面，是出于對改善人口結構，特別是緩解人口老齡化以及未來更長遠時間的勞動力結構做出的重大決策，而對于家庭和孩子個體成長來講，都是有正向積極影響的。”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劉焱碰到身邊的年輕人，總會給他們來一條“媽媽般”的叮嚀：“趁年輕，能要就再要一個吧！”劉焱說，這條建議不僅是自己作為學前教育研究者，從兒童發展心理學角度給出的專業建議，還是自己生活的切身感觸。

剛剛過去的這個暑假，上海市總工會在全市倡議發起職工親子工作室，一種由企事業單位利用福利費用補貼開辦的針對本單位職工的親子工作室，這一讓上海的寶爸寶媽們歡呼雀躍的舉措，劉焱也很興奮，“應該點贊！政府可以多想一些這樣的辦法，幫助年輕父母度過孩子0-3歲這一養育的難關，這樣更多的家庭就敢邁出這一步了！”

“生”還是“升”？

“現在接到朋友的咨詢，問我到底要不要生二孩，我總會反問她，你為什么想要這個孩子？”

徐徐，兩個孩子的媽媽，家庭心理治療師，世界500強公司原培訓經理。

“我覺得生孩子，其實更多是女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更想引導女性想清楚，你為什么要生孩子。”

徐徐說，自己的生養觀，也并不是從開始就這樣。“在生老大后的前兩年，我也會和現在來找我咨詢的姐妹一樣，焦慮不安，抱怨不止。”她說。

但是，經過了專業家庭心理治療師的學習后，徐徐發現，女性在做母親前，特別需要做好一項功課，即“我為什么要做母親？”

“不是為別人，首先是你想做。如果是別人想，你不想，那么，請先別做。你想做了，那么付出的必要的辛苦，你會覺得心甘情愿，也會懂得人生的某一階段，就應該學會放下，去完成這個階段最重要的事。”徐徐說。

徐徐告訴記者，從她個人的經歷和對咨詢案例的觀察，她感覺很多女性在生育二孩后，會重新找到自我的價值。

因為生育暫時回歸家庭，之后如何能夠順利回到職場———多年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婦聯副主席孟曉駟關于這一女性權益保護問題的關注和呼吁從未停止。

“據我調查，現在很多女性擔心生了第二個孩子后，自己的職場生涯會受影響。另一方面，現在很多用人單位也確實擔心，二孩政策放開后，適齡生育女性員工會因為生育二孩問題而不能全力投入工作。”

在孟曉駟看來，作為女性，養育二孩和實現個體價值，并不是一對矛盾體，完全可以找到讓兩者相交并且和諧共舞的方案。

“比如國家相關部門是否可以借鑒北歐等國家的模式，讓更多的女性有選擇半天工作制或者彈性工作制的可能，抑或是否可以考慮適當延長母親的產假時間，并支持有條件的家庭選擇一方家長在家照顧兒童，并采取相應的舉措推動回家照料者的家務勞動獲得社會的承認。”孟曉駟建議。

在全國政協委員、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崔郁看來，當下令很多中國家庭糾結要不要“二孩”的一個關鍵因素是，家庭經濟壓力。

“其實如果國家、社會及用人單位能對婦女生育提供更多相應的系列配套措施，充分考慮作為生育主體的女性的需求，全面二孩政策是可以釋放更大的生育潛力的，因為以我的了解和全國婦聯所做的抽樣調研，多半女性其實是想要二孩的，只是需要幫助她們掃清回歸職場、重新找到社會坐標的危機感。”

在如何釋放二孩政策的政策效力方面，不管是工作在婦女權益保護部門的官員孟曉駟、崔郁，還是嘗鮮二孩媽媽體驗的徐徐，其實她們已經形成了共識：只要幫助適齡女性平衡處理好生育與就業的關系，全面二孩政策的生育潛力就能夠更多地釋放出來。

生養，本不應沉重

“已經找了兩個星期了，價格便宜的公辦幼兒園沒有托班，民辦幼兒園有托班的也極少，而且即使有，高價的收費也讓我們一家人覺得很吃力。”

接受記者采訪時，奚小帆一家正在為家里老二的入托發愁。一直在北京幫小帆照看孩子的婆婆，因為家里老人生病，要趕回老家照顧自己的父母。

小帆的婆婆看到他們為孫子找幼兒園的辛苦，很是感慨：“我們那會兒就是把孩子送到廠里辦的幼兒園，根本不用愁孩子沒人看問題。現在，幼兒園都這么難找，收費又這么貴，孩子也真是不好多要啊！”

目前，中國的很多70、80后，都正經歷著和小薇一樣的托兒難、找幫手難。對此，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專業研究研究者王桂新認為，既然國家將人口生育政策從限制生育調整為鼓勵生育，那么就要在政策層面推出相應的鼓勵機制和具體舉措。

“比如計劃生育政策涉及落戶、入學以及就醫、購房、參保、評優等方面，針對二孩新政，有關部門是否已經做了相應的投入、保障機制等方面的制度設計。”王桂新指出，其實在孩子與老人、個人與政策之間，是一場關于收支平衡的博弈。目前看，在二孩新政具體落地方面，還沒有什么具體的利好措施能幫助普通家庭攤薄高昂的育兒成本，所以國內外的幾乎所有調查結果都顯示，目前中國實際生育二孩數要明顯低于預期。

如何讓更多的中國適齡家庭放松無憂地生養二孩？目前的中國國情下，能找到解決之策嗎？這也是十二屆政協這五年來，委員們關注的事。

“目前很多家庭由于經濟壓力大，無法養育二孩，所以我建議給予生育二孩的家庭進行補貼，減少他們的經濟負擔。”全國政協委員、山東大學教授劉大鈞十二屆政協以來連年提交“全面放開二胎”的提案，讓他欣慰的是，2015年，他的提案得到了國家決策層面的采納。在2015年十八屆五中全會決議中，全面二孩政策正式推出。

“生孩子養孩子，本應是件從容的事，至少不能讓人想想就難。”在今年3月舉行的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上，劉大鈞又提交了有關切實保障二孩政策落地的細化提案。

“是否可以通過國家補貼的方式，采取幼兒教育托管由國家兜底，提供更多安全、普惠、負擔得起的公共托幼服務？”

“是否可以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鼓勵發展社區內家庭互助式托兒所，讓更多家庭享受到就近、方便、負擔得起的托幼服務，以解雙職工育齡夫婦生孩子無人照料的燃眉之急？”

……

這些有關從國家福利政策角度鼓勵二孩生育的呼聲，不僅來自民間，也來自多位政協委員的調研所得。

孟曉駟委員連續三年在全國政協全會上呼吁國家相關方面支持二孩生養的配套保障。她所在的全國婦聯于2016年聯合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基礎教育質量檢測協同創新中心開展了“實施全面兩孩政策對家庭教育的影響”調查，調查范圍涵蓋北京、遼寧等10個省（區、市）的家有0到15歲的一孩家庭。調查結果顯示，盡管有20.5%的受調適齡生育家庭表示出明確的要生二孩意愿，還有53.3%的家庭表示不想生育二孩，以及26.2%的受調家庭表示不確定要不要生育二孩，調查結果同時顯示，有半數以上的受調女性表示并非自己“不想生”，而是“不敢生”和“生不起”。

“既然推行二孩政策已經上升到國家人口戰略層面，為什么國家不能給予相應的福利政策支持，比如給予二孩家庭相應的免費服務經費、獎勵扶助經費等，讓二孩家庭有獲得感，愿意、有積極性的去生育呢？”?

生養二孩，在當下中國，確已不僅僅是家庭個體的一種內部決定，而是國家層面，各級政府、全社會都應該合力支持的事。

“是否可以在小孩一定年齡的養育階段，把個人所得稅征收予以減免來減輕養育孩子家庭的負擔？或者在征收個稅中考慮適當增加與家庭生計相關的專項開支扣除項目，以覆蓋二孩家庭的一些養育支出？”

“是否可以優先配置婦幼保健、托幼、學前和中小學教育等公共服務資源，以構建有利于生育的友好的社會環境？”

委員的建言，也是適齡生育家庭的期許。

“全面二孩”政策實施近兩年以來，無論是從政策的銜接、家庭的準備到社會公共資源的配置等各個方面，是時候堅持問題導向，去總結、反思，以讓這項政策更好地發揮應有效果。畢竟如果生育問題，上升到國家人口發展戰略，那么如何激勵生育，就是我們這個時代不能等待和錯過的。

（有關《牽掛———這五年·我們關注的那些地方》的視頻報道，請登錄人民政協網觀看）

記者觀察：

甜蜜的煩惱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生孩子、孕育生命這事兒，于中國家庭，是一道單選題。無論情愿與否，這道選擇題只能有唯一的答案。但隨著2015年國家決定全面放開二孩政策，這道單選題一下變成了多選題。

爸爸媽媽大手牽小手、一手牽一個，四口時代的宣傳畫洋溢出令人向往的幸福，但生二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面對“為什么選擇要二孩”這一問題時，答案就如當下中國大地上百姓的生活一樣多元；但“不要”的理由大致相近，經濟壓力、事業發展等現實問題，成了想要二孩的家庭必須衡量與面對的問題，

我們最常聽到的一句話就是“哪兒養得起啊！”

養孩子，確實是一件花錢的事兒。而培育一個生命，更要花出父母一輩子的精力。一個家庭要不要二孩，當然要算清楚“經濟賬”。

就如人口專家王桂新、全國政協委員孟曉駟、崔郁的觀點：生二孩，其實是一個家庭在孩子與孩子、孩子與父母、孩子與老人、家庭與社會、個人與政策等之間，一場關于收支平衡的博弈。如果在國家層面能給出一些具體的利好政策，幫助普通家庭攤薄高昂的育兒成本，那么二孩政策的效果將更大化顯現。

但人生逼到極致，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少潛力。受訪者徐徐講述自己生二孩前后的轉變，除了第二個孩子這個上天賜予的最寶貴的禮物外，她又找到了自己熱愛的事業，實在是一份意外的收獲。

重新梳理家庭計劃、家庭成員在養育孩子中的具體擔當，于一個家庭的穩定感和幸福感，不也是一種正向的影響嗎？一個女性，通過沉浸職場———回歸家庭——再到在陪伴孩子成長中尋找自己的真正價值所好，勇敢地去追求，不也是一種促成積極人生過活的方式？

每次國家的新政推出，必然關系千千萬萬的小家。就如歌曲《國家》所唱的：

一心裝滿國，一手撐起家；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

做出選擇的二孩家庭率先在幸福與忐忑中摸索前行，面對經濟、事業發展等現實壓力，他們自我樂見的幸福與快樂，對那些在生與不生中依然徘徊的適齡父母，定是一種充滿陽光的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