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多家視頻網站、音樂APP（手機應用軟件）的影音資源因版權問題下架，引發坊間對新媒體版權保護的討論。其中，如何協調解決信息共享與版權保護的矛盾，值得深入探討。

“避風港原則”

為世界多國所接受

版權即著作權，是知識產權的一種類型，指的是文學、藝術、科學作品的作者對其作品享有的權利，包括財產權和人身權兩類。在對新媒體版權的基本認識上，主要存在兩類不同的認識邏輯：

一種認識邏輯更關注版權所有者的利益，提倡保護原創內容、維護版權權益、促進版權產業發展，反對打著“去中心化”“信息共享”的旗號模糊和淡化版權問題。這種認識延續了前互聯網時代的版權保護思想，認為新媒體內容的版權也應由版權方專有和壟斷。在這種認識邏輯下，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國際上紛紛出臺相關法律，共同應對網絡時代的數字化版權問題。

另一種邏輯則更關注社會公共利益，從信息自由主義出發，提倡網絡內容的自由流動和獲取，反對因版權保護制約信息流動。在這方面，可以提一提美國黑客亞倫·斯沃茲。他曾入侵學術期刊數據庫、聯邦法院電子記錄公共訪問系統、國會圖書館等，盜取本應付費獲取的內容后，面向公眾免費開放下載。在他的努力之下，美國科技界聯合起來反對《禁止網絡盜版法案》，使得“避風港原則”得以保留。該原則說的是，網絡服務提供者在被告知侵權后刪除相關內容，即可免于承擔侵權責任。這個重要原則，被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多國所接受，成為網絡服務提供者在侵權訴訟中進行抗辯的重要理由。

隨著新媒體的發展，網絡原創內容被隨意轉載、原創內容被肆意抄襲等版權問題日益顯現。無論是主流媒體還是新興“自媒體”，對轉載不付費的態度都是矛盾的。在這個傳播本身幾乎等同于生存的時代，媒體既對難以獲取版權利益而耿耿于懷，但也認可轉載在提升影響力方面的積極意義。

與之相較，不打招呼的抄襲和“洗稿”行為則顯得更為惡劣。它意味著原創內容的署名權被完全剝奪，作品完整性亦蕩然無存。如果侵權方再用抄襲或“洗稿”后的內容去牟利，則更加令人難以接受。值得關注的是，一些微信、微博“大號”也加入了“洗稿”的行列。然而，由于維權困難，放棄維權最終成了大多數版權方的無奈選擇。

促進原創發展

實現信息良性共享

在推動新媒體版權保護的過程中，建立健全監管機制、完善法律法規非常重要。但現實問題是，隨著新媒體的飛速發展，各種新問題層出不窮，監管機制和法律法規相對處于滯后狀態。在此情況下，推動版權保護也可以發掘其他著力點。

一是加強內容分發平臺在新媒體版權保護中的作用，建立平臺之間的版權保護合作機制。

近年來，為了吸引和穩定作者隊伍、繁榮原創內容，各平臺在版權保護方面作出不少努力，有效扭轉了“一人原創、萬人抄襲”的局面。然而，一旦侵權行為是跨平臺實施的，平臺就很難幫助用戶解決侵權問題。與此同時，平臺為了繁榮內容，對自家用戶侵犯其他平臺版權的行為多少有些漠視，甚至縱容“做號黨”等灰色產業鏈的存在。究其根本，平臺實施的版權保護是以平臺利益為中心。因此，有必要強化平臺的自我監管與平臺間合作。

二是除了加強原創作品的獨特性和排他性之外，還應提高版權作品在形式、發布、傳播方面的技術壁壘，降低直接抄襲的可能性。

可以從提升技術壁壘的角度著力，降低作品的可復制性。以新聞類作品為例，由于作品產量多、涉及領域廣，被侵權的可能非常大。在這種情況下，圖文作品是否可以考慮用H5等網頁端產品呈現？深度報道、獨家新聞作品還可以進行一些交互性設置，提升抄襲門檻。此外，各類新聞產品有必要在提升產品附加值上付出更多努力，將重點新聞產品打造成具有較高辨識度的深度產品。

三是嘗試打造原創內容的交易系統，建立直接或間接面向作者付費的便捷機制。

建立以版權所有者為中心的新媒體版權保護機制，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在于財產權的保護，最簡單的表現就是在使用作品時如何向版權所有者付費。在一些轉載不付費現象中，部分是因付費機制不便捷而造成的。如果能夠有一個直接面向作者的付費機制，將有望部分解決這個問題。

此外，利用第三方轉付也是一個有效選擇。我國現有五家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從事音樂、音像、文字、攝影、電影等作品的著作權服務，其中就有向版權所有者轉付作品使用費的內容。眼下可以考慮的是，能否對現有的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予以升級，或者另建類似機構，將新媒體原創作品和版權所有者納入其中，更好地把產業利潤合理分配給原創人。當然，付費也同時對新媒體內容的原創提出了更高要求。

今天，我們提倡以版權所有者為中心建設新媒體版權保護機制，并非是要褒揚信息壟斷、反對信息共享。良性的信息共享，不僅要讓用戶享受到數量更多的信息，而且要在有限的時間里，讓用戶享受到質量更高的信息。而這兩點都有賴于在新媒體版權保護的基礎上，促進原創作品的積極發展。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新媒體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