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８月１４日電題：在貧瘠的土地上生長著——扶貧調研中６個記憶

新華社記者何雨欣、楊洪濤、龐明廣

因為采寫稿件，我們在近一年里，多次踏上中國貧瘠的土地。最初滿眼看到的皆是平凡。

然而，隨著一個個故事與細節被挖掘再挖掘，背后內涵不斷豐富再豐富，越來越感觸到在這個沒有硝煙的中國反貧困戰場，我們最終被貫穿其中的信念與力量打動著、震撼著……

在這些地方，有的無論怎樣辛苦耕種都“不出種”，有的甚至寸草不生，卻讓人感受有太多東西每時每刻都在堅韌挺拔生長著。

（一）

入夜，貴州省武陵山腹地一口刀村，易地扶貧搬遷動員會在持續，村民們點起了火把。軍人出身的第一書記肖涵說，他感覺回到了軍營，回到了戰場。

在平原地區長大，走進這樣一個西南地區的懸崖村，感受特別。最低處的村小組，如一個“鍋底”，被山緊緊環繞，頭頂的天只有一小塊，無法想象在這里長大會是怎樣的生命體驗。最高處的村小組，想要抄近路，需在峭壁上爬。

舉目皆是山，遍地都是石，巴掌大石縫也要栽下一棵玉米苗；３４戶村民輪流耕種１．５畝水田；牛都無法實現耕種，只能依靠一把鋤頭……自然環境極其惡劣，易地扶貧搬遷是出路。

于是，帶著被條、豬油、斗篷等，鄉親們坐著船在滾滾烏江水上逆流而上，徹底搬離困住他們的大山。

望著這般景象，肖涵告訴我們，千百年前，這個村子的先輩很可能也是這般順江而來，為躲避戰亂、饑荒住進與世隔絕的大山。

那一刻，似乎能感觸到這場從歷史中走來的反貧困斗爭又是在如何創造歷史。

（二）

為了解云南直過民族——拉祜族支系苦聰人，我們采訪了很多、查閱了很多。

車行在滇西邊境山區，到處是郁郁蔥蔥的芭蕉林，這里自然稟賦不差，一座座紅色房子在半山腰整齊排列，政府持續幫扶，他們脫貧究竟難在何處？

１９５９年新華社播發的通訊《苦聰人有了太陽》中，描寫了苦聰人剛被解放軍從原始森林中找到的細節：“那時，苦聰兄弟不敢出林到市場交易，從小赤身裸體，長大后為了遮羞，就用樹葉圍在腰間或把獸皮披在身上。只有少數膽大的人才敢背著松鼠、鹿茸和編的竹器去向附近的哈尼人或傣家換件舊衣裳。”

短短６０多年，從原始社會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千年一瞬的滋味我們絕對無法體會，但漸漸體會到扶貧干部的難。

在偏遠村寨蘇魯村，沒人愿意送孩子去上學，急得不得了的扶貧干部給村民們送來一臺臺３４英寸彩電，為的是讓收了電視的家長能讓家中孩子去讀書。終于，村里有了第一批學生，孩子們一點點發生變化。

很多扶貧干部坦言，扶貧走到今天，最難改變的在思想觀念領域。

一口刀村與苦聰人寨子相隔１０００余公里，一個因自然環境而窮，一個因思想觀念而窮，兩種不一樣的貧困，折射出偌大中國，反貧困斗爭多么艱難。

（三）

扶貧調研中，采訪了很多基層干部、扶貧干部，他們大多風塵仆仆，鞋上沾滿泥土，我們聽到很多關于鞋子的故事。

晴天調研的膠鞋、雨天調研的雨鞋、進城開會的皮鞋——一些干部常備這三雙鞋，被稱為“三鞋”干部。他們以“三鞋”出征，這甚至被稱作他們在脫貧攻堅戰中的“絕技”。

還有貴州晴隆縣原縣委書記姜仕坤那只磨破的鞋，一次下鄉回來，疲憊的他抬起腿架在凳子上休息，同事們全笑了，他皮鞋底磨出一個大洞，腳底板露出一塊，他渾然不知。常年高負荷工作，姜仕坤最終倒在脫貧攻堅征途上。

四川南充市李家壩村原村支書李和林，查出胃癌晚期后，依然與死神競速般高強度工作，家中卻一貧如洗，直到去世那一年，一生中最貴的鞋才終于在妻子勸說下穿上，花了５０元。

……

用雙腳丈量最貧瘠、最艱險的土地，共產黨員踏出一個個共赴使命的印記。

（四）

中國扶貧看貴州，貴州扶貧看畢節，畢節扶貧看威寧。當我們踏上威寧土地，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幾位年輕干部。

８５后副鎮長陶凱思維敏捷、視野開闊。我們腦海中曾問：這樣優秀的年輕人為什么選擇在這里工作？

陶凱說，他看到微信朋友圈里同學們曬北京、上海的生活，也曾問過自己這個問題。

陶凱講了個故事，他去看望一個貧困的老奶奶，她家里不剩幾個洋芋，但仍烤給他吃。他落淚了，一剎那覺得一切選擇與付出“值了”。

陶凱有一次去省里開會，以前窮地兒來的干部，常悶頭坐在角落里。可這次會上，很多人向他聚來，說威寧是扶貧重地，能在那里工作一定是有能力、組織上看重的人。他覺得很光榮。

在五星村，我們還認識了村里最年輕的扶貧工作隊隊員陳永鵬，不到３０歲。

初到村子，飽含熱情的他走進老鄉家，就要查戶口填表，面對這個陌生的年輕人，老鄉們警惕地說“我們家沒有牛！”“可我明明看到有牛圈？”……

在村干部、隊長幫助下，陳永鵬憑借養殖上的特長，逐漸被村里人認可，再進老鄉家，先說“您家牛快下崽了，別喂太飽”“別忘了給牛打預防針”……

在田間地頭、在老鄉家里……省、縣、鎮派到貧困地區的年輕干部在這場中國反貧困斗爭偉大決戰中歷練并成長，他們將收獲人生與工作的寶貴財富。

（五）

初次接觸張貴玲，只覺得她應該就是通過改變種植結構，實現脫貧中的普通一員。直到了解到曾作為貧困戶的她，搭上全家積蓄，成為河南蘭考縣杜寨村最早建大棚種哈密瓜的人，對她的認識瞬間改變。

一萬三千元，對家中老公公常年抱病、兩個孩子還在上學的家庭來說，是全部。在這個鄉親們想都不想就在地里種上小麥和玉米的村子里，是什么讓她和丈夫傾其所有做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那一定是對改變命運的強烈渴望。

于是，張貴玲和丈夫有了一個又一個寶貝——哈密瓜。在村干部和扶貧干部的幫助下，經歷了黃葉與病蟲害不斷等的種種心靈煎熬、剪枝時需用醫用剪刀防止細菌進入等種種知識刷新后，張貴玲實現了增收脫貧。

如今，在張貴玲的帶動下，鄉親們發動起來，村里建成哈密瓜大棚２３４座，２４戶貧困戶因此穩定脫貧。

《平凡的世界》曾有句話：“在我們親愛的土地上，有多少樸素的花朵默默地開放在荒山野地里。”

我們采訪過背背簍，掙錢回鄉修路的“背簍哥”楊文學，也熟悉為走出大山，與鄉親們用雙手“鋤”出一條鑿洞的“女愚公”鄧迎香，他們的故事震撼人心。但在中國貧瘠的土地上，每天都在講述張貴玲們的平凡故事，迸發的力量同樣讓人動容。

（六）

走進河南蘭考縣王崗村，一個路口屋墻上貼著這樣的“村規民約”：“紅白事不得超過六個盤，另外一碗大鍋菜”“紅白事用酒標準每瓶不得超過３０元；用煙標準每盒不得超過１５元，每桌一盒”……

熟悉扶貧的人都知道，致貧原因有一條叫“因婚”。

在一些農村地方，紅白事大肆興辦并不罕見，一些老鄉會說，祖上、祖祖上就這么辦，要不多沒面子。但這卻成為扶貧中的一個大障礙。

王崗村成立了紅白事理事會，村干部帶頭執行，誰家要辦事了，村干部到場主持，給辦事方撐臉面，告訴大家不是辦事方小氣，是理事會的規定，村民們都很滿意。

“村規民約”在越來越多山村里實行，一個鄉干部告訴我們，“村規民約”實行７個月，全鄉省了１２００萬元，相當于一年醫療報銷費總和，相當于給群眾增收。

千年陋習，終被破除，折射出中國農村正發生的歷史性大變局。（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