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球，亦稱“擊鞠”“打寺”或“擊寺”，是騎在馬上，持棍打球，不僅是唐代喜聞樂見的體育運動，也反映了當時的風俗人情。

唐三彩騎馬男俑像

傳奇唐三彩

唐三彩是唐代彩色釉陶的俗稱，因燒制于唐代，以黃、綠、白等三種色彩運用最多而得名。唐三彩以白色黏土作胎，釉料中含銅、鐵、鈷、錳等多種著色劑，并以鉛作為助熔劑，在約800℃左右的溫度中燒造而成，呈綠、黃、白、赭、紫、褐、藍等多種色彩，各種顏色相互交融，形成絢麗燦爛的效果。

唐代工匠們采用點染、涂繪、潑灑、絞釉等多種方法，把各種釉汁交錯施于胎體表面，入窯焙燒，從而使著色的金屬元素在燒制過程中自然交融和流動，甚至產生意想不到的窯變色彩。由于釉料中含有對人體有害的鉛，所以唐三彩一般不作為日常生活用器來使用，主要是作為隨葬冥器。

唐三彩出現于唐高宗時期，在唐玄宗開元時期達到極盛，“安史之亂”以后數量急劇減少。唐三彩發展的鼎盛時期是從武則天執政到唐玄宗天寶末年，這一時期也是唐代社會經濟空前繁榮的時代。由于物質的極大豐富和社會的太平穩定，朝野上下奢靡之氣濃厚，厚葬之風盛行，所以我們今天能夠看到如此眾多的制作精美的唐三彩。

作為隨葬品使用的唐三彩，器物造型反映了唐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品種多達40余種。比如，建筑物包括四合庭院、假山水榭、各種房屋、倉庫、車、柜、床等，動物包括馬、駱駝、驢、騾、牛、狗、豬、虎、雞、鴨、兔等，人物包括武士、文官、武官、樂舞、天王等，日常生活用具包括壺、瓶、罐、洗、盤、碗、缽、硯、唾盂、香爐、枕以及佛教用品的凈瓶、塔式罐等，文房用具包括水注、硯臺等。可以說是一應俱全，無所不包。

這些種類繁多的唐三彩囊括了唐代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真實而鮮活地展示出唐代特有的精神面貌和藝術風采。

騎馬俑與打馬球

在所有傳世的唐三彩器物中，以人物俑的數量最多，而且塑造的最為精彩，形象鮮明，栩栩如生，神態逼真，生動之極。貴婦俑的造型雍容華貴，發髻高束，肌膚豐滿，華麗的長裙襯托出嫻雅的風姿。少女俑的造型體態婀娜，聰明伶俐、俏皮活潑之感，讓人一望可知。文官俑的造型端莊自立，峨冠博帶，長袍闊袂，神情拘謹。胡人俑的造型溫順虔誠，深目高鼻，頭戴尖帽，身穿翻領長袍，腳登高筒靴。

上海博物館收藏有一尊唐三彩騎馬男俑（如圖），高39厘米，馬長38.3厘米，造型栩栩如生，色彩搭配得當。駿馬膘肥體壯，比例準確，骨肉清晰。人物體態豐盈，神態自如，氣韻生動。這尊唐三彩騎馬男俑表情嚴肅，雙手緊握，雙手之間似乎應有球杖，表現出打馬球活動時的神態。

在國家博物館、陜西歷史博物館也收藏有與這尊唐三彩騎馬男俑相類似的表現唐代打馬球活動的陶俑，說明這類表現打馬球活動的唐三彩陶俑在當時是常見產品。

馬球，亦稱“擊鞠”“打寺”或“擊寺”，是騎在馬上，持棍打球。球杖長數尺，杖端彎曲，球狀小如拳，以質輕堅韌的木材做成，以草原、曠野為場地，設球門。游戲者乘馬分兩隊，手持球杖，共擊一球，最先打進的球稱之為“頭籌”，以打入對方球門進球數的多寡來判斷勝負。

打馬球活動起源于古代波斯，后傳入中國，曹植在《名都篇》中說：“連騎擊鞠壤，巧捷推萬端”，說明至少在東漢末期打馬球活動就已經存在了。打馬球活動在唐代盛行，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元代陳及之《便橋會盟圖》，就有描繪唐朝和突厥兩國進行馬球比賽的畫面，此畫以唐高祖李淵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李世民與突厥頡利可汗在長安的渭水便橋會盟為背景，畫面中數名騎士策馬持杖爭擊一球,場面熱烈壯觀。1957年在陜西省西安市唐代大明宮遺址發現了記載唐代宮廷修建馬球場的刻石，證明了唐代貴族打馬球活動的盛況。1971年在陜西省咸陽市乾縣唐高宗李治的兒子章懷太子李賢墓發現的《打馬球圖》壁畫，長6.75米，高1.65米。畫面上有20匹“細尾扎結”的各色駿馬，騎士均穿白色或褐色窄袖袍，腳蹬黑靴。頭戴幞頭，左手執馬韁，右手執鞠杖，做出競爭擊球的不同姿態，比賽場面精彩激烈。畫面構圖疏密有致，動中有靜，有著強烈的節奏感和運動感。

據唐代的歷史文獻記載，唐代皇帝之中喜歡打馬球活動的不在少數。比如：唐中宗李顯景龍三年（公元709年），金城公主遠嫁吐蕃，李唐皇室組織了一場別開生面的“球場婚禮”，以臨淄王李隆基為首的唐朝隊戰勝了以吐蕃使者尚贊咄為首的吐蕃隊，為李唐皇室贏得了榮譽（唐·封演《封氏見聞錄》）。

天寶六年(公元747年)唐玄宗李隆基頒詔，將打馬球作為軍隊訓練的課目之一。唐憲宗李純不僅自己熱衷打馬球活動，還組織后宮太監、宮女參與打馬球活動。

唐代詩人王建寫的《宮詞》中有一首詩描寫的正是唐憲宗元和年間宮廷內打馬球活動的景象：“對御難爭第一籌，殿前不打背身球。內人唱好龜茲急，天子鞘回過玉樓”（《全唐詩·卷302》）。

唐穆宗李桓甚至因為打馬球而受傷導致喪命，唐穆宗李恒的長子唐敬宗李湛因為沉湎馬球，不理國事而引發眾多朝臣的不滿。唐僖宗李儇熱衷于打馬球活動，與大臣一起擊球時竟然以“擊球賭三川”，結果宦官田令孜的哥哥陳敬瑄贏得比賽勝利，擔任西川節度使。唐昭宗李曄被權臣朱溫逼迫從長安遷都洛陽時，禁衛軍都已逃散殆盡，李曄卻還將十幾個馬球手帶在身邊不離左右，不忍舍棄。

唐代馬球盛行一時，不僅皇室和貴族熱衷，而且軍隊也流行打馬球。唐代的節度使大多在藩鎮駐地修建鞠場，作為軍隊日常習武活動的一部分，比如徐泗節度使張建封平時就經常組織武將們打馬球活動，并自詡“不能無事習蛇矛，閑就平場學使馬”（《新唐書·張建封傳》）。

在唐代甚至出現了女子參與打馬球活動的現象，比如劍南節度使郭英義平時喜歡“聚女騎驢擊球，制釧驢鞍，及渚服用，皆侈靡裝飾，日費數萬，以為笑樂”（《舊唐書·郭英義傳》）。

馬球也深深地影響到民間的日常生活，比如唐代敦煌曲《杖前飛》就有描述唐代百姓“閑悶結伴就球場”的詩句，即平民百姓沒事的時候就會結伴到球場去看打馬球作為消遣。

唐三彩雖然僅僅在唐代很短的時間內產生、發展并衰退，卻以其渾厚大氣的造型和絢麗奇幻的釉色帶給我們無法抗拒的藝術吸引力，領略到唐代社會活色生香的精彩生活。上海博物館收藏的這尊唐三彩騎馬男俑造型生動逼真，以結構準確、形態傳神而享有極高的聲譽，不僅表現出唐代高超的手工藝制作技巧，而且反映出唐代打馬球活動的社會風俗，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

（作者系上海市黃浦區政協委員、上海市文博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