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有商業始,千百年來從過去的“官”“商”,到今天的“政”“商”,兩者因千絲萬縷的聯系一直為各種話題所包圍。

2016年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民建、工商聯界全國政協委員聯組討論時發表重要講話,明確用“親”“清”二字概括了新型政商關系的內涵。一年多來,各地在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上進行了大量探索,既積累了有益經驗,也遇到了新的問題。18日,全國政協召開專題協商會,就“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促進民營經濟健康發展”主題進行現場協商議政。誠然,政商既“親”且“清”,對民營經濟健康發展具有特殊意義。人說,“知行合一”,又說,“知易行難”,與會委員、專家學者和地方企業和政府部門代表,在“親”“清”二者如何認識、如何定位、如何落實的辯證關系上先下一番功夫。

要“親”而無憂,“清”是關鍵和基礎

在人們慣常的意識中,生意人歷來熱情好客,企業家的“親”似乎是天然的。從另一個角度,我們的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政府,領導干部幫助企業家解決問題,做到“親”也不成問題。過去多年來,在解決問題過程中,逐漸變了味道的“權錢”二字換來的“一團和氣”一直是政商關系的寫照。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反腐力度前所未有,八項規定為政府公務人員的行為“設限”。“親”而不“清”的吃拿卡要消失了,“清”而不“親”卻成了新問題。

參加此次專題協商會的委員中有不少企業家以及民營企業家,也有地方推薦的民營企業代表。他們在發言時,對政府有關部門從領導干部到工作人員的“清”而不“親”的行為,深感無奈。

“政府部門和民營企業家反映比較多的是在構建‘親’‘清’政商關系當中,自下而上主動作為、大膽創新的內生動力不足,主要表現在行為“清”而不親,舍“親”而保“清”的情況較為普遍。”尚福林委員不是企業家,但他參加了此前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針對新型政商關系的專題調研。所以說,他可以稱得上是所調研地方企業家們的“代言人”。

“親”“清”,同樣的兩個字,推行新型政商關系以來,政與商兩界位置不同、認識不同,因此感受也不同。

張昌平委員剖析認為,商界認為扶持企業發展,簡化便捷政府審批就是“親”,努力降低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就是“親”,尤其是對民企與國企一視同仁才是真的“親”。“而政界對‘親’比較敏感,心存顧慮。怕被人說閑話、怕被人拉下水,部分干部不得不刻意與商人保持距離,對有關請求采取‘軟拒絕’,造成服務民營企業不夠主動,遇到問題不敢擔當的影響。”

張昌平為政商雙方所做的“內心獨白”,得到了在場委員的充分認同。既然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新型政商關系是既“親”又“清”,兩者需相互融合,不可偏頗,為何落到地方有關部門以及領導干部和公務人員時,還是有些變味?或許與會的唯一一位地方黨政領導干部代表,山東東營市市委書記申長友會對委員們的疑惑有另一番解釋。

“雖然有新型政商關系的理論指導,但在實踐中干部和企業雙方仍有困惑,尤其有的干部在為企業服務時,對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時常拿捏不準。”申長友舉例說,比如引進客商、組織產品銷售等牽線搭橋的工作,有時因為崗位原因既不能做到“獨善其身”,過程中又不能“逾越雷池半步”,大家都說很難把握好這個“度”。

把握不好“度”,對于做不好,不知道怎么做的事情,人們總會習慣于選擇性回避。對照政府有關部門,這就是委員們反映的所謂“不作為”。

總書記發表新型政商關系重要講話時,袁亞非委員恰好在現場。再談起這個講話,袁亞非表示,從頭到尾認真聆聽總書記的講話,我理解的“親”“清”關系其實是有內在邏輯。“我也聽過很多人說,‘親’‘清’兩個字單做哪一個都不難,但要同時做起來就很難。其實這還是認識上的偏差,因為‘親’‘清’從不是對立關系,‘清’不能影響‘親’,同樣也不能拋開‘親’去標榜‘清’,只要行為規范內心坦蕩,心里沒鬼有什么可怕呢。”

何為“親”,何為“清”,何以處理“親”與“清”。貫穿會議始終,這樣的解讀一直沒有停止,委員們的認識逐漸歸于一致。

在“親”“清”關系中,“清”是基礎和前提。而要解決“親”的問題,關鍵要繼續在“清”上下功夫。領導干部、公務員要坦蕩真誠地同民營企業家接觸交往,不收禮、不吃請,積極作為、靠前服務。在“清”的基礎上做到“親”,才能促進民營經濟健康發展。

讓“親”“清”新型政商關系在陽光下展開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只有健全了規則,理清了界限,讓政商雙方有章可循,干部才能做到親密而不失分寸、清廉而不冷漠相視。”既然“清”是“親”的前提和基礎,張昌平認為清晰的“界限”反而會令“親”少些顧慮和誤會。

相較于張昌平的規則與界限,尚福林用的是紀律和規矩。他說,深化“親”“清”關系的認識,要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繼續保持反腐高壓態勢,守住“清”的底線。同時出臺構建新型政商關系的指導意見,建立政商交往的正面清單和負面清單,讓領導干部能坦誠真誠的親商、富商、安商。

“親”“清”新型政商關系,湯黎路委員有一句自己常掛在嘴邊的解讀,叫“有交集無交易”。他提出,“清”關鍵是要正確把握公權力的邊界,這是構建新型政商關系的核心問題。

從一定意義上講,中國改革的歷史就是政府在探尋自己權力邊界的歷史。委員們都認同,政商關系的要害是“政”不是“商”,因為政府擁有公權力。而買賣公權力,把公權力作為重要生產要素進行投資,這是一切官商勾結的本質。

“正確把握公權力的邊界關鍵在于提供什么樣的制度空間,企業是經濟活動的主體是滿足消費需求的生產供給部門,政府是社會管理的主體是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的制度供給部門,要把法律作為一個底線,讓政府在權力清單、責任清單和負面清單等框架下活動。”湯黎路說,我們現在所說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涉及多個方面,其中最艱巨最復雜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建立良性制度供給問題。堵住亂權濫權的制度漏洞,營造穩健、透明、可預期的制度環境,這也是建立“親”“清”新型政商關系的要害所在。

作為專家學者代表之一,劉紀鵬在建言中,關于“親”“清”新型政商關系要給予制度“安排”的觀點,與不少委員不謀而合。他提出,政府與企業家之間的正常工作關系應該制度化和公開化,各地政府要把聯系民營企業分工到位、明確到部門、明確到人,這樣也讓政府官員在與企業的交往過程中,能夠減少一些心理負擔。

無獨有偶,申長友帶來的地方實踐,恰好對這樣的聯系制度進行了探索。

“我們的主要抓手是實行機關干部駐企聯絡、職能部門聯系企業的‘雙聯’制度。”具體而言,申長友進一步解釋,市縣區直每個部門選派一名領導干部到骨干企業擔任駐企聯絡員,每期一年半,到期根據情況對企業、駐企聯絡干部進行輪換,發改、經信、商務、農業等經濟主管部門和工商聯等組織采取定期走訪、座談等方式聯系企業,取得了企業有所需、干部有所為的良好效果。

盡管如此,申長友還是建議,有關部門要出臺政策文件對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作出規范。在他看來,企業按規章行事、干部按規矩辦事,廣大干部能夠擺正心態,自然就能坦然與企業家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