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

核心要點:

■當前經濟增速快速回落的風險大為下降,運行中“穩”的確定性明顯增強,未來一個時期我國經濟走勢有望從“降速”階段過渡到“提質”階段。

■回顧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的宏觀調控,可以看到一個清晰的思路。在“三期疊加”的背景下,中國經濟的速度、動力和結構都有新的變化,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將這種經濟發展新階段概括為新常態,這是黨中央對經濟形勢作出的重大判斷,解決了“怎么看”的問題;黨中央提出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政策體系,這是中央經濟工作的重大決策,回答了新常態下“怎么辦”的問題;貫穿其中的工作基調是“穩中求進”,這是黨中央開展經濟工作的基本方法,也是新常態下經濟工作思想方法的重大調整。

■我國經濟的上行動力與下行壓力仍處于一個弱平衡狀態,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仍然較多。但完全可以說,我國經濟運行企穩基礎正在增強,經濟轉型正在開啟下半程。

■我國具體實施了四方面重大舉措,一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二是創新總需求管理。三是提高預期管理有效性。四是加強國際宏觀協調。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刻把握新常態下社會經濟發展規律,以新理念引領新常態,以新思想指導新實踐,宏觀經濟保持了持續穩定健康發展。2016年下半年以來,我國經濟運行出現了諸多積極變化。那么,我國經濟是否已具備了企穩向好的堅實基礎?經濟增長是否已進入提質增效的軌道?本刊記者就相關問題專程采訪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

記者:當前不少人認為,經過連續幾年的調整,我國經濟增速大幅下滑的風險已明顯降低。您認為是否可以作出中國經濟形勢已經企穩的判斷?

李偉:我認為這個判斷是可以下的。當前經濟增速快速回落的風險大為下降,運行中“穩”的確定性明顯增強,未來一個時期我國經濟走勢有望從“降速”階段過渡到“提質”階段。當然,這也要區分中長期趨勢和短期因素,盡管我國經濟已轉入“提質”階段,中長期趨勢相對平穩,但經濟短期波動也在所難免。判斷的依據主要有這么幾點。

第一,經濟增速緩中趨穩態勢明顯。2016年GDP同比增長6.7%,增速降幅進一步收窄,2017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長6.9%,較去年同期提高0.2個百分點。從經濟運行先行指標看,2017年上半年,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均值為51.5%,高于去年同期1.7個百分點;非制造業商務活動指數為54.6%,位于擴張區間。

第二,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增速由負轉正且回升明顯。2016年9月份,PPI結束了2012年3月份以來歷時54個月的負增長,此后PPI保持了較高增速,2017年5月份PPI同比增長5.5%,仍屬于恢復性增長。

第三,工業企業效益明顯改善。2017年1—4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值同比加快增長,特別是裝備制造業和高技術產業保持較快增長。從實物量指標看,1—5月份工業用電量同比增長6.3%,鐵路貨運量同比增長14.7%,都有大幅提高。

第四,企業投資意愿有所增強。隨著經濟環境回暖和企業效益提升,企業投資信心開始回升,2017年1—5月份制造業投資同比增長5.1%,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長6.8%。

第五,就業形勢好于預期。2016年,城鎮新增就業1314萬人,大幅高于年初預期目標。2017年1—5月份,城鎮新增就業599萬人,較去年同期增長了22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和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都保持基本穩定,就業形勢總體平穩。

第六,國際環境的積極有利因素也在增多。全球性通縮風險降低,價格水平企穩回升跡象明顯,中長期利率有所回升;美元升值沖擊減弱,大宗商品價格企穩,國際貿易出現較為明顯的積極變化,新興經濟體發展環境改善;主要經濟體指標均有不同程度的好轉,G20制造業PMI加權值持續位于擴張區域。聯合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2017年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測,分別較2016年提高了0.5、0.4和0.3個百分點。

記者:當前我國經濟運行態勢良好,呈現出一系列新變化新氣象,這與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制定、實施的宏觀經濟政策有什么關系?

李偉:我國經濟出現的積極變化與宏觀經濟政策是緊密相關的?；仡欬h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的宏觀調控,可以看到一個清晰的思路。在“三期疊加”的背景下,中國經濟的速度、動力和結構都有新的變化,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將這種經濟發展新階段概括為新常態,這是黨中央對經濟形勢作出的重大判斷,解決了“怎么看”的問題;黨中央提出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政策體系,這是中央經濟工作的重大決策,回答了新常態下“怎么辦”的問題;貫穿其中的工作總基調是“穩中求進”,這是黨中央開展經濟工作的基本方法,也是新常態下經濟工作思想方法的重大調整。正是這一整套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宏觀經濟政策框架,引領我國經濟實現了優化調整、緩中趨穩、穩中向好。我國的經濟表現證明,中央的宏觀調控與經濟政策框架是符合實際、有顯著成效的。

目前,我國經濟的上行動力與下行壓力仍處于一個弱平衡狀態,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仍然較多。但完全可以說,我國經濟運行企穩基礎正在增強,經濟轉型升級正在開啟下半程。未來一個時期,只要我們繼續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經濟就會逐步從“降速”階段進入“提質”階段。

記者:在國際經濟深度調整、各國普遍面臨結構轉型的國際背景下,我國既要做好適度需求管理,保持經濟平穩健康運行,更要重點推進結構性改革,激發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請您談一下我國具體實施了哪些重大舉措?

李偉:世界經濟復蘇曲折和全球性生產過剩是各國共同面臨的重大問題,誰能率先在結構性改革上形成突破,誰就有可能率先走出危機。針對我國經濟供需結構失衡的主要矛盾,黨中央國務院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持新發展理念,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適度擴大總需求,加強預期引導,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

一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首次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目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初見成效。在去產能方面,2016年退出鋼鐵和煤炭產能分別超過6500萬噸和2.9億噸,行業狀況明顯好轉。在去庫存方面,2016年商品房待售面積減少2314萬平方米,存銷比明顯下降。在去杠桿方面,2016年底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為55.8%,同比下降0.4個百分點。在降成本方面,出臺降低電費、稅費、“五險一金”和物流費等舉措。在補短板方面,農業、水利和生態環保等領域投資增速顯著高于其他投資增速,棚戶區改造和扶貧開發明顯改善了居民生活條件。

二是創新總需求管理。面對經濟增速回落,我國并未采取大水漫灌的強刺激方式,而是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在區間調控基礎上,加強定向調控、相機調控,保持總需求增長基本穩定,為結構性改革創造條件。積極的財政政策主要體現在適度增加財政赤字和減稅降費。例如:將財政赤字率適度擴大至3%,為減稅降費創造空間;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降低所有行業稅負;完善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激勵企業創新;不斷規范非稅收費,切實減輕企業負擔。穩健的貨幣政策更加靈活適度。通過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保持適當的貨幣增速和流動性,促進居民消費升級,支持實體經濟發展,鼓勵民間投資。

三是提高預期管理有效性。為穩定市場信心,避免經濟出現大幅波動,我國不斷加強預期管理。面對經濟增速持續下行壓力,黨中央明確提出經濟增長預期目標,并制定相應政策措施,改善了市場預期。在黨中央的統一部署和安排下,各主管部門加強協調,一致行動,使得釋放的信號形成合力,加快了改善預期的步伐。此外,經過長期實踐,政府宏觀調控的能力得到了現實反復證明,對于改進預期管理效果發揮了重要作用。

四是加強國際宏觀協調。中國積極參與并主辦G20峰會,努力推動各國繼續加強宏觀政策溝通和協調,并在創新增長方式、完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重振國際貿易和投資、促進包容和聯動式發展等方面達成許多重要共識。此外,中國積極利用APEC、金磚國家、“一帶一路”等國際協調平臺,推動國際宏觀政策共同行動,促進世界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包容增長。

記者:中國經濟正開啟轉型升級的下半程,我們既要信心滿懷、豪情壯志,更要未雨綢繆、防患未然。未來一個時期,有哪些風險需要高度關注,需要采取哪些重點措施?

李偉:目前,國內外經濟運行的不確定性仍然較多,我們要積極妥善化解風險,重點解決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問題,夯實經濟企穩向好的基礎。

第一,著力振興實體經濟。一方面,要提振消費者對國貨的信心。我國居民消費擁有巨大潛力,世界旅游組織調查報告顯示,2016年中國大陸游客境外消費總額為2610億美元,同比增長12%。我國企業也有很強的生產能力,大多數高質量產品和服務都能提供。關鍵是要打通從需求到企業的中間環節,要加大商品質量監管力度,加大消費者權益保護力度,創造消費者“放心買”的制度環境。另一方面,要著力提高企業生產質量和創新能力。要引導和促進金融對實體經濟發展進行有效支持,實施好“中國制造2025”,促進企業提升創新能力,生產更多質量領先、技術含量高的產品,滿足人們日益提高的物質生活追求,努力提升我國產品的全球價值鏈位勢。此外,還要著力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確保產權保護落到實處,增強企業家投資信心,鼓勵創業創新,為我國實體經濟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動力。

第二,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在更重要位置。當前,銀行不良資產率雖略有下降,但非銀行金融部門的風險仍在不斷顯露,化解金融風險的任務仍然艱巨。一是密切監測“去杠桿”、清理僵尸企業和“處置一批風險點”過程中可能暴露的金融風險,提高金融監管能力和監管協調有效性,適當把握處置力度、節奏和時機,平穩化解金融風險。二是高度關注“穩增長”過程中不當加杠桿的風險。由于內生增長動力不足,部分地區在穩增長過程中仍會在一定程度上依賴基建、房地產,進一步推動信貸擴張,杠桿率仍有進一步上升風險。三是積極應對外部風險沖擊。國際金融環境愈發復雜多變,外部風險沖擊不容小覷。歐盟穩定發展的不確定性對全球經濟也存在較大潛在影響。

第三,高度重視防范和化解房地產風險。當前我國城鄉居民的住房條件已得到較大改善,住房需求將實現“從無到有”向“從有到好”轉變。要結合房地產市場的階段性變化與城鎮化進程,深入研究新階段房地產市場發展規律,并以此作為房地產市場調控和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據。短期內,重點是穩定房地產市場。充分認識到房地產市場大幅波動的危害,允許各地針對實際情況,綜合運用金融、土地和限購等相關調控政策,穩定房地產市場,遏制房地產泡沫膨脹積蓄風險。長期看,關鍵是建立起長效機制。房地產政策要堅持房屋居住的根本屬性,以居住需求為出發點,以經濟和城市發展規律為導向,建立市場化的調節機制,為房地產市場的平穩健康發展奠定堅實的制度基礎。

第四,避免發生區域性系統性風險。近年來,地區間經濟發展分化態勢愈發明顯。一些經濟轉型較早的地區,產業和產品結構不斷優化,經濟運行表現出良好態勢。一些嚴重依賴傳統產業特別是資源和能源的地區,經濟轉型滯后,經濟增長缺乏內生動力,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金融風險、房地產泡沫風險相互交織,使得局勢更加復雜多變。這些地區風險高度集中,化解風險迫切性更強。一方面,需要給這些地區一定政策和資金支持,協助其走出困境,避免爆發區域性系統性風險。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培育經濟增長內生動力,加快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盡快形成地方經濟增長新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