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是在聚落里的“日本侵華罪行館”里見到這些舊書報的。“日本侵華罪行館”由日本知名建筑師磯崎新設計，共陳列日本侵華物證逾６０００件，大部分展品均由館主樊建川從日本收集而來。

在一本于“昭和十三年”（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０日發行的《支那事變出征紀念寫真帖》中，日本侵略者顛倒黑白，稱“支那軍挑起所謂‘盧溝橋事變’，我軍高舉正義旗幟交戰……”

在另一本于“昭和十三年”７月２１日發行的雜志《支那事變畫報》中，記錄了日本侵略者在“七七事變”一周年當天，在東京的靖國神社、大阪、北京的太廟、上海等地舉行儀式，祭奠一年來在侵華戰爭中死去的日軍。在北京太廟的活動記載大意為：午前九時，日軍官兵列陣舉行慰靈祭，祭奠在異國陣亡的“護國英靈”。臨時政府代表與治安部總長，日支各機構機關代表，一般居留民，參加了這個“盛大的儀式”。

據樊建川介紹，《支那事變畫報》中的照片和文章均為當年日本隨軍記者拍攝采寫，記錄了１９３７年“七七事變”至１９４１年１０月日軍侵華的所有戰線、戰役和戰況。

“七七事變”發生后的一年中，日本法西斯不僅相繼占領中國的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城市，還在各地連續燒殺搶掠，尤其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屠殺戰俘和平民達３０萬以上。當中國人民正在遭受巨大苦痛時，日本侵略者卻在大肆祭奠制造戰爭災難的兇手和戰犯。

樊建川告訴記者，除了跟“七七事變”直接相關的舊書報，還有一些來自日本的舊書，反映日本帝國主義為發動戰爭蓄謀已久，并做了充分準備。

記者在博物館的文物倉庫里看到，日本在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之前，出版印刷了大量全面深入研究中國的書籍，涉及中國的歷史、經濟、文化等多方面。這些書籍包括《支那礦業時報》《支那幣制改革研究》《北支經濟調查》等，其中《支那礦業時報》不僅對我國金、銀、銅、鐵、煤等礦藏資源分布情況進行調查，而且對儲量、開采情況、成分等做了詳細調查記錄，并編印成冊。

“包括這些舊書報在內的‘日本侵華罪行館’文物，絕大部分來自日本，你自己的日記、書信、命令、資料、地圖、照片，你自己制造的軍事裝備和戰爭武器，我們不說話，讓文物說話。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罪行是抵賴不了的，希望中日兩國以史為鑒，友好相處，永不再戰。”樊建川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