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27日聯合發布《關于辦理刑事案件嚴格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明確提出辦案機關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據悉，該《規定》自2017年6月27日起施行（據6月27日《新華網》）。

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法制體系中，刑訊逼供一直被認為是合法的訴訟方式，只要審訊者主觀上認定是“犯罪嫌疑人”，無論對方如何辯解和強調冤枉，往往都會被“大刑侍候”直到被迫“招認”為止。這種極其有悖文明法治理念又極易造成冤假錯案的訴訟方式，早在新中國建立之初就已經被明確廢除，在長期的司法實踐中逐步確立了“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嚴禁刑訊逼供”的刑事政策和司法原則，并規定在1979年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中。同時，1979年刑法典也規定了刑訊逼供罪，旨在懲治和預防司法實踐中的刑訊逼供現象。

盡管嚴禁刑訊逼供和刑訊逼供罪在我們的刑法中已經存在將近40年，在具體司法實踐中也收到了巨大成效，并促進了國家司法文明和進步，但刑訊逼供的“陰霾”卻始終沒有在某些刑事案件偵辦中完全消散，無論是已經被糾錯的趙作海等冤案還是正在申訴受理或復查的一些刑事案件“被告人”，幾乎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刑訊逼供。“被抓到刑警隊不挨打是例外”幾乎是社會對現在刑案審訊的“眾口一詞”，雖然有些偏激，卻也道出了嚴禁刑訊逼供的“落地難”，而國家五部門聯合發布并與即日起實施的《關于辦理刑事案件嚴格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顯然是針對這種極度妨礙司法公正的刑訊逼供頑疾開出了“猛藥”，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的有罪的司法理念，更翻開了中國文明法治史上嶄新的一頁。

很顯然，以刑訊手段獲得口供無疑是破獲某些刑案最簡單，也是最原始野蠻的偵辦方式，這種建立在主觀意識乃至“有罪推定”基礎之上的審訊，必然與刑訊逼供密不可分，五部門發布的《規定》中，將采取毆打、違法使用戒具等暴力方法或者變相肉刑的惡劣手段，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遭受難以忍受的痛苦而違背意愿作出的供述等五種情形獲得的口供證據全部予以排除，甚至將采用類似手段從證人口中獲得“證詞”也作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這對于很多基層刑警和辦案人員的素質與專業水平等，無疑是一場巨大考驗和挑戰。這也意味著辦案人員必須徹底清除刑訊思維，踏踏實實的在客觀證據上尋找突破口。

其實，刑訊逼供是所以成為幾十年來司法實踐難以消除的“頑疾”，除了辦案理念和非科學的破案率要求等因素之外，更在于刑訊逼供過于隱秘而監督的門檻又太多、太高，五部門發布的這份的《規定》能否得到全面落實，收到預期效果，同樣也取決于能否得到有效監督。由于刑案本身的特殊性，雖然相關法規強調在辦案過程中，對于嫌疑人的審訊全程監控無死角，但在實際操作中，某些辦案人員更善于將嫌疑人帶到非審訊室之外的場所進行刑訊逼供，在動用各種手段摧垮嫌疑人意志獲得口供之后，再將嫌疑人帶到有監控的審訊室進行“對臺詞”。更有辦案人員甚至對法庭上“翻供”的被告人，在庭審之后對其變本加厲，以至于類似趙作海、浙江叔侄等冤案當事人，在法庭的最后陳述中也不敢再提及刑訊逼供，最終導致冤案的發生。

不僅如此，對是否受到刑訊逼供，最可能及時了解傷情和最能發揮監督作用的嫌疑人辯護律師往往也很無奈，某些辦案人員會以各種理由阻撓甚至拒絕律師合法探視委托人。因此，五部門發布的這項《規定》，落實的關鍵在于，一是要硬件技術設施的完善，不要給辦案人員留下另尋場所審訊的托詞和借口。二是要強化監督尤其是保障律師隨時探視的合法權利。三是在庭審過程中，辦案人員應當向法庭提供全部審訊記錄和同步完整的視頻監控，對于被告人辯護律師和其家屬提出審訊中是否存在刑訊逼供的合理質疑，辦案機關應當毫無保留的予以滿足。同時，不斷拓展監督渠道，創造條件接受群眾監督。其三，加大對辦案人員刑訊逼供的法律懲治力度，讓刑訊逼供和強迫嫌疑人自證其罪成為辦案人員不能與逾越的“紅線”。另外，提高對出現刑訊逼供辦案機關領導的問責力度，也是消除刑訊逼供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辦案人員能夠明知刑訊逼供不可為而為之，多是由責任領導的急功近利政績思維所誤導，辦案機關領導具備正確的司法理念，能夠對五部門《規定》心存敬畏，具體辦案人員就不會也不敢“胡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