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親繁殖

在巡視組列出的問題清單中，“近親繁殖”這一表述曾高頻度出現。回顧近5年來的中央巡視，曾被巡視組點名存在“近親繁殖”的單位就包括中海油、中石油、人壽集團、中國社科院、工商銀行、太平集團、農發行等。

對于“近親繁殖”的嚴重性，2016年4月，工商銀行在巡視整改通報中透露，巡視組曾在其單位發現，“總行管理的691名干部中，220名干部的配偶、子女共240人在系統內工作。”

最近，人民日報還發表題為《防止“少數人選少數人”》的文章，談國企事業單位“近親繁殖”問題。

文章稱，任人唯親，公權“私有”，把單位變成“家天下”的做法，直接導致“劣幣驅逐良幣”，不少有能耐、會干事的人因前途渺茫而最終選擇離開，也有一些人或是渾渾噩噩得過且過，或是開始“琢磨人”“找靠山”，極易造成“圈子文化”“山頭主義”，敗壞的是黨風政風，損害的是單位形象。

——能人腐敗

這一詞匯首次亮相中央巡視，是在2014年10月中央巡視組對江蘇的反饋意見中。巡視組提出，江蘇“基層權力尋租機會較多、空間較大，‘能人腐敗’問題突出”。

當年11月，中國紀檢監察報刊文解釋“能人腐敗”時，曾以廣州市委原書記萬慶良舉例，闡釋“能人腐敗”中具有“一俊遮百丑”的迷惑性。文章稱，萬慶良在主政揭陽時，就曾經創造過被媒體稱作“欠發達地區突破重圍的成功模式”。

這篇文章稱，一些腐敗“能人”因其有能力、有魄力，曾經想做事也做成了事，下級大都惟其馬首是瞻，上級有時則“用其能、忍其腐”，慢慢使其變得妄自尊大、驕橫跋扈，甚至無視黨紀國法，影響一個地方的政治生態。對他們的堅決打擊，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在維護黨員干部隊伍形象、營造清正廉潔的良好環境。

——山頭主義

2014年10月，“山頭主義”一詞在中央巡視反饋中首次“亮相”。在巡視河北時，巡視組指出，河北省個別領導干部搞團團伙伙，建議嚴格黨內生活，堅決抵制政治上的自由主義、山頭主義。

當年11月，新華社發表時評稱，中央巡視組的這一表態，是向一些領導干部權欲膨脹、“占山為王”發出警示信號。

評論指出，個別手中有實權的領導干部，權欲觀念作祟，各搞一攤，各唱各調。他們將分管領域當成私人領地，將上下級關系看成人身依附關系，將國家資源當成自己的私產，將下級干部當成“家臣”。

2016年10月，十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提出，黨員、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不準在黨內搞小山頭、小圈子、小團伙，嚴禁在黨內拉私人關系、培植個人勢力、結成利益集團。

——靠啥吃啥

在2015年，中央巡視組對央企的巡視反饋中，多家央企被曝存在“靠啥吃啥”的現象。

比如，寶鋼被指“靠鋼吃鋼”，利益輸送問題嚴重；國電集團被指“靠山吃山，違規參與本企業經營謀利”。在國家電網公司，巡視組在建議中明確指出，“紀檢組要認真履行監督責任，嚴肅查處權力尋租、利益輸送、靠電吃電等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認真核查巡視組移交的領導干部問題線索。”

2016年10月，中紀委網站刊文指出，從十八大以來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發布的巡視反饋通報看：超半數省區市在工程、土地領域問題較為突出；近九成央企存在“靠啥吃啥”、利益輸送問題。

——酒桌文化

這一詞匯出現在2016年6月中央巡視組對于安徽“回頭看”的反饋中，“酒桌文化尚未得到有效治理”，是安徽巡視整改落實不到位的具體表現之一。

針對巡視組的點名，安徽“回頭看”的整改中下發了“最嚴禁酒令”，規定全省除外事接待、招商聯絡外，所有公務接待不準飲酒，公務人員工作日不準飲酒，并實行每周零報告制度。

針對巡視組“酒桌文化”的表述，新華社在當時曾發表評論稱，一些地方“酒桌辦公”仍然屢禁不絕，暴露出一些地方干部身上存在無視規矩、貪迷于“吃喝辦事”的畸形“權力觀”。當權力從辦公桌轉戰酒桌，當公務辦理變成“吃喝辦事”，規矩和底線往往在推杯換盞中被扔在一邊，交情和利益成了“通行證”，酒桌也就成了交易的舞臺。

——寄生性家族式利益共同體

在中央巡視組12輪巡視列出的問題清單中，“寄生性家族式利益共同體”這個問題表述字數很長，也很罕見。

2015年6月，巡視組對中國移動的巡視反饋中，該企業被指對外合作領域腐敗風險高度集中，圍繞少數企業領導人員形成寄生性家族式利益共同體，蠶食、圍獵國有資產。

對這一全新的表述，2016年1月，中國社科院發布《反腐倡廉藍皮書》給予了解讀。這份藍皮書指出，部分國有企業領導人員親屬違規辦企業，第三方業務占比過高引發利益輸送，特定關系人利用領導人員職權牟利，出現了“寄生性”、“家族式”利益共同體。

——一家兩制

這是中央巡視組在巡視浙江時發現的問題。2014年7月至9月，中央巡視組巡視浙江時發現，“領導干部‘一家兩制’、利益輸送出現新的表現形式，手段隱蔽。”

對于“一家兩制”，當年11月，中國紀檢監察報曾發表題為《莫讓“一家兩制”成為官員“絆馬索” 》的文章進行解釋。所謂“一家兩制”，是指家庭成員中既有人在體制內工作，有穩定收入；又有人在體制外做事，收益受市場調節。

這篇文章還稱，回想一下，這些年來因為“一家兩制”、家庭成員之間共演貪腐“雙簧”，最后導致官員落馬的例子的確不少。文章列舉案例稱，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國家能源局原局長劉鐵男受賄案，被指控的7起受賄行為中，其中5起皆有其兒子的“身影”，其妻和其子均為涉嫌向其行賄的倪氏公司股東和高管。還有蘇榮和他的妻子于某，張曙光和他的妻子王某……

——紅頂中介

這個詞匯曾出現在中央巡視組對于環保部、農業部、交通部、安監總局等單位的反饋意見中。

例如，巡視組在安監總局發現，協會學會充當“紅頂中介”和“二政府”，“靠機關吃企業”問題突出；在農業部發現，行政審批領域“紅頂中介”、迂回型權錢交易等權力尋租問題突出，一些協會、學會從事行政審批中介服務。

對于“紅頂中介”現象，中國紀檢監察報在今年5月30日發表的一篇文章中這樣談到：這些被稱作“二政府”的“紅頂中介”借行政審批權的“虎皮”，以服務名義向企業“揩油”。最為典型的就是通過形形色色的手續、關卡、資質、認證等，蠶食簡政放權紅利。

文章稱，說到底，“紅頂中介”背后是權力在撐腰、利益在熏心，對于那些“嘴上喊改革、心里怕改革”的相關部門和黨員干部，要壓實責任、嚴厲問責。要切實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加大對審批權力的監督力度，推動行政審批體制改革不折不扣地落實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