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已著手調研猥褻兒童情節惡劣的認定標準、組織兒童乞討的定罪標準等涉及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適用問題，并將通過研究執行相關司法文件、發布指導性案例等形式，確保相關法律規定得到準確有效貫徹實施。

對于形勢嚴峻的未成年人保護，這無疑是一個好消息。據今年3月2日發布的《“女童保護”2016年性侵兒童案件統計及兒童防性侵教育調查報告》顯示，2016年全年媒體公開曝光的性侵兒童案例433起，同比增長近3成。據最高法統計，2013年至2016年4年間，全國法院共審結猥褻兒童犯罪案件10782件。受案件特殊性、風俗習慣等因素影響，這些被曝光的案件，相對于性侵兒童案件而言，可能只是初步的。

未成年人是國家和民族的未來，是我國法律明確予以重點保護的對象。《未成年人保護法》第50條規定，“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以及司法行政部門，應當依法履行職責，在司法活動中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在《刑法修正案（六）》中，規定了組織兒童乞討罪，明確“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刑法修正案（九）》，也將猥褻兒童罪入刑，規定“從重處罰”，等等。

這些擲地有聲的法律條款，固然是打擊侵犯兒童犯罪的重要武器，但令人遺憾的是，在現實中，“過于抽象”的規定，也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法律效力。比如，組織兒童乞討罪，究竟何為“情節嚴重”？缺乏科學明確的認定標準，這些罪名的“入罪門檻”和“升格條件”，就只能憑借辦案經驗權衡，也就潛藏著讓不法分子逃脫法網的可能性。

之前，媒體曾曝光了一起“猥褻兒童罪”：某中學女教師與其班上一男學生多次發生關系，因犯猥褻兒童罪，最后被判刑3年。這種與未成年人發生性關系的行為，已有“強奸”之實，卻因女性的身份，僅以猥褻兒童罪“兜底”，與強奸罪的重罰相去甚遠，又因為“自首情節”“沒有前科、自愿認罪”等酌定情節，得到法庭的從輕處罰。

立法不是一勞永逸的工作。最高法院作為最高司法機關，根據立法精神所做出的司法解釋，也有利于配合國家立法拾遺補闕，確保相關法律規定得到準確有效貫徹實施。而由最高法、最高檢頒布的“司法文件”“指導性案例”等，也對各級司法機關的實踐活動，起到規范約束作用。對猥褻兒童情節惡劣的認定標準、組織兒童乞討的定罪標準，以及其他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適用問題一錘定音，法院定罪量刑也將更合理、公正。

未成年人保護是一項系統工程。面對持續出現的兒童侵權問題，應給予更高的社會關注，從立法、執法、司法等各個方面聯合發力，及時縫補疏漏的法律之網，未成年人才會更安全、舒心地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