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能總是依賴于派出所的“怒懟”來怒對奇葩證明。再者，派出所“若再讓群眾往返，將通報銀行單位的紀檢部門”的霸氣，顯然很難復制。

近日，云南宣威一男子持有身份證去當地銀行辦理業務時，被要求開具戶籍證明。為此，當地警方霸氣“懟”銀行稱，按照相關規定，公安機關已不再出具此類證明，若再讓群眾往返，將通報銀行單位的紀檢部門，此回應獲網友力挺。

讀罷這則新聞，除了對警方怒懟銀行感到解氣外，是否還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呢？鍵入關鍵詞“公安機關”“懟”“奇葩證明”，進行網頁搜索，不難發現，類似新聞曾在多處上演。最近則發生在河北滄州，某銀行以存單名字被工作人員輸錯為由，要求儲戶前往派出所出具“我就是我”的證明，被當地派出所怒懟回去：經查證此人資料正確，是你方工作人家疏忽導致，給群眾帶來不便，希望你方：認真學習中國漢字！

之所以會“懟”，一者可能是派出所對此類做派已經不勝其煩；二者可能是對當事單位的奇葩證明依賴癥忍無可忍。無論是哪種情形，這樣的怒懟都是解氣的。畢竟，這種“我就是我”的奇葩證明早就備受詬病。在持續的關注下，2016年8月，12部委專門出臺了《關于改進和規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證明工作的意見》，可謂是抄斷了“奇葩證明”的后路。

遺憾的是，奇葩證明依然在不甘寂寞地上演。如果仔細梳理，還不難發現，這些奇葩證明很多發生在銀行等金融機構。客觀來說，奇葩證明之所以多發于銀行服務，這與銀行服務基于金融風險，需要經常甄別身份信息的行業特點有很大的關系。但是，這顯然不能成為奇葩證明頻頻出現的理由，銀行方面所謂“規避風險”，不能建立在讓客戶增加成本的基礎上，尤其是這種做法還明顯為現行法律規范所不容。

置于更大的范圍看，奇葩證明無論發生在銀行柜臺，還是政府窗口，幾乎都處于社會服務前端，直接影響著公眾的服務體驗。換句話說，奇葩證明經三令五申之后仍屢禁不絕，將嚴重影響這些單位的公共形象，并因此殃及社會公共機構公信力。

怒懟過后，尤其是在輿論的強烈關切下，當事方幾乎都會在第一時間作出“反思”和“整改”的表態，這固然是值得歡迎的態度。但是，我們不能總是依賴派出所的“怒懟”來應對奇葩證明。再者，派出所“若再讓群眾往返，將通報銀行單位的紀檢部門”的霸氣，顯然很難復制。

此番怒懟過后，毫無意外，我們將看到反思與整改，但是，還會有下一次的“怒懟”嗎？我們要期待下一次的霸氣嗎？與一次次的怒懟相比，更值得期待的，是奇葩證明依賴癥能得到徹底根治，服務窗口不再動輒以“奇葩證明”懟回民眾。如何徹底根治？其實路徑已明，來自公共治理層面的“改進和規范”，就是最好的藥方。如今的關鍵問題是，這樣的“意見”，如何落到實處？（高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