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近畢業季，早已和某大型國企簽約的700名大學生，近日突然收到了一份關于調整薪酬結構和工作地點的通知。據此，他們在見習期內的工資，將比招聘時承諾的降低一半，并且工作地點也要改變。

對于簽約的畢業生來說，這份突如其來的通知的確有點難以接受。明明已經簽訂了就業協議書，為什么說變就變？可是，如果不接受，就意味著這些同學還得繼續“找活干”，難度可想而知。

可是，想要追究簽約單位的法律責任，卻沒那么容易。所謂就業協議書，是明確畢業生、用人單位、學校三方在畢業生就業工作中權利和義務的“預合同”，能解決應屆畢業生戶籍、檔案、保險、公積金等一系列問題，通常也被稱作“三方協議”，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

但是，“三方協議”并不是勞動合同，所以不能用勞動法來處理，只能靠合同法來約束。對于有勞動關系的情況，“勞動條件、勞動報酬”都在勞動合同中，用人方一旦違背，勞動者即可解除合同，獲得經濟補償。而“三方協議”撕毀后，只能按照“合同”約定，給予一定違約賠償，一般不會超過5000元。對財大氣粗的用人單位，即便是“朝三暮四”，也不必“投鼠忌器”。

其實，很多時候用人單位也是“受害者”。為找份理想的工作，畢業生們“待價而沽”“腳踏兩只船”的情況多有存在，雖簽了“三方協議”，但到了反悔的時候，也是毫不猶豫。與一份關系終身的好工作相比，付出點違約金又算什么呢？有的干脆跟學校就業部門說“三方協議”丟了，要個新編號文本；或者上兩天班就辦離職，回校重辦報到證，連違約金都不必交了。如此，企業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對校方來說，畢業生的真實就業情況其實并不重要，要緊的是簽下“三方協議”。有了“白紙黑字”，統計數據就能上來了，既完成了上級任務，又利于對外宣傳，今年學生就業率又創新高。蓋個印戳、制個派遣證，就能得到這么多的好處，何樂而不為呢？

看似牢靠的“三方協議”，釀出“學生作難、企業抱怨、學校為難”的尷尬局面。誠然，對于“承諾薪酬腰斬”現象，社會輿論發揮著積極作用，但“釜底抽薪”還得靠法律說話。據媒體報道，上文提到的某國企在官網發布公告，回應“簽約畢業生后驟降薪酬”相關處理情況，表示將履行承諾，并向畢業生致歉。問題是，難道每一次爽約，都要靠媒體報道發力挽救？

從經濟學上看，每個人都是理性的經濟人。如果撕毀“三方協議”的經濟成本，達到了讓協議方心痛的程度，也就能真正對他們產生約束作用。當然，這種成本不完全是經濟責任，還應包括信用懲罰。對于性質惡劣的出爾反爾，有必要讓負面信息進入個人信用檔案，這樣也會更有約束力。

但是，歸根結底，出現“承諾薪酬腰斬”等問題，還是因為“三方協議”這種就業形式已經落后于時代發展。在市場經濟的今天，還將校方、企業、個人與就業強制捆綁，表面看刺激了學生就業，實則不利于勞動力市場的穩定運行。

從長遠看，應當實現畢業生就業與市場經濟的全面接軌。作為校方，關鍵的是為學生就業提供優良教育，以及可靠的參考信息。社會則應健全就業保障制度體系，為即將跨出校門的畢業生，提供戶籍、檔案、保險、公積金等方面的優質服務。

作者 劉婷婷 (作者系第四軍醫大學副教授、法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