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現實版“孫連城”：天津正局級干部因不作為被免職

在不作為不擔當問題專項治理中，天津市委對天津市工信委不作為問題進行嚴肅問責，時任市工信委黨組書記、主任李朝興同志被免職。

熱播反腐劇《人民的名義》中，京州市光明區區長孫連城每天掐表上下班，一刻都不耽誤，他從來不貪污，但也從來不干事，被老百姓怒斥“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這個“為官不為”的孫區長在被問責后成了京州市少年宮的一位天文輔導老師。

現實生活中，這樣的“孫區長”也多次被曝光，最近被關注的是因為不作為問題被嚴肅問責的天津市工信委原黨組書記、主任李朝興。《天津日報》5月8日報道：在不作為不擔當問題專項治理中，天津市委對天津市工信委不作為問題進行嚴肅問責，時任市工信委黨組書記、主任李朝興同志被免職。

“不作為是一種懶政。天津市工信委原主任李朝興被免職，這是十八大以來因‘不作為’被免職的最高級別的干部。他作為正局級干部因不作為被免職雖然是一個個案，但值得警醒。”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

項目3年多未推進，下屬4次請示未獲批復

李朝興被免職，緣于天津市工信委在一個國家級項目中存在不負責任、推諉扯皮、不作為問題。

2013年8月，天津市工信委與國家某局簽署《框架合作協議》，在天津共同建設某國家數據中心。協議簽署后3年多來，天津市工信委卻一直未組織研究細化協議條款、明確具體內容，工作不嚴不細，為日后產生糾紛埋下隱患。

而負有主要領導責任的李朝興，在此項目工作中更是態度敷衍。某有限公司代表國家某局所屬基礎地理信息中心與天津市工信委等單位，就該項目建設積極聯系溝通，并先后協調國家某局等單位有關負責同志及技術人員兩次來津參觀交流和技術對接，而李朝興未再組織相關部門和人員就此事進行專題研究。天津市工信委電子信息中心就推進該項目建設先后4次向李朝興和市工信委呈報請示，均未得到批復。2017年1月，某有限公司負責人與李朝興當面溝通協商，要求按照協議提供有關設備，李朝興不同意，并以市工信委信息化推進處、市工信委電子信息中心已調整至市委網信辦為由“踢皮球”。直至2017年3月，該項目協議未取得實質性進展。

除了李朝興受到免職處理，天津市工信委副主任孫鋼、天津市工信委信息化推進處處長徐濱彥、天津市電子信息中心主任肖斌等3名領導干部也受到誡勉和批評教育等嚴肅問責。《天津日報》報道稱，對這類問題的嚴肅問責，充分體現了天津市委以全面從嚴治黨的力度治庸治懶治無為的堅定立場和鮮明態度，釋放了強烈的信號。

竹立家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表示，2015年7月中央辦公廳印發《推進領導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規定（試行）》、2016年7月中央印發《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等，為整治為官不為、不擔當不負責等現象提供了針對性的制度“標尺”。“領導干部，尤其是做‘一把手’的領導干部，需要你決定的、推進的、批示的，不批、不管、拖延，或者批準以后督促推進不積極、不嚴格，造成一些項目一拖再拖，這就是尸位素餐的懶政。”竹立家說。

從履歷上看，1957年11月出生的李朝興是位不折不扣的“專家”。

公開資料顯示，李朝興擁有博士研究生學歷、博士學位，曾經是大學教授。其一直在化學、藥學和醫學學科交叉領域開展科學研究，曾承擔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2項，國家高技術項目1項，國家新藥基金項目1項；天津市自然科學基金2項，天津市科技攻關項目2項；天津市火炬計劃項目3項，國家火炬計劃項目1項；還承擔了10余項橫向研究課題。他還是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曾獲得第三屆天津青年科技獎并列入天津市科技名人錄。

離開學界后，李朝興曾任天津醫藥集團董事、副總經理，2000年起歷任天津市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天津市工業和信息化委員會黨組書記、主任，天津市國防科技工業辦公室主任。此外，他還擔任天津市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天津市專家協會副會長等社會兼職。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發現，2016年全國兩會期間，作為全國人大代表的李朝興提出了“搶占國家競爭制高點制定大數據發展促進條例”的建議。李朝興表示，當前，大數據已成為國家基礎性戰略資源，是未來核心競爭力，當前盡快啟動數據立法，對推動大數據發展意義重大。而今年4月26日，李朝興被免去天津市工信委主任職務，其被免職原因竟然是因為在某國家數據中心建設中負有不負責任、推諉扯皮、不作為的主要領導責任。

據報道，嚴打“為官不為”是天津重塑政治生態的主要抓手之一。去年12月，天津市委對于中央巡視組指出的“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不到位，政績觀有偏差”問題，采取了多項整改措施，還制定了《關于開展不作為、不擔責問題專項整治工作方案》。今年1月23日，天津市委書記李鴻忠主持召開天津市委常委會會議，會議討論通過了《關于開展不作為不擔當問題專項治理實施方案》。從今年2月份開始，天津市開展不作為不擔當問題專項治理，李朝興被免職正是天津市委整治推諉扯皮、不擔當問題的典型案例。此前，天津市曾開展 “8·12”天津濱海新區爆炸事故處理后部分干部不作為、不擔責問題綜合治理。

2016年4月，時任湖北省委書記李鴻忠在湖北省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履職盡責管理推進會上指出為官不為的“四類先生”：一是“兩不先生”，政治上不強，也不踩“紅線”。對黨絕對忠誠不夠，對黨的重大方針政策緊跟不夠、落實不夠，認為“不干事就不會出事”。二是“南郭先生”，混在“樂隊”里不會樂器只會佯裝比劃，但一較真就有問題。三是“撞鐘先生”，懶政、惰政、怠政，不勤政，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四是“好好先生”，不敢擔當，不敢得罪人，沒有原則，沒有立場，什么都好，就是不履行自己的職責。

天津官方發布的數據顯示，去年10月以來，天津市兩次嚴打“為官不為”行動，已處理373人。

整治“為官不為”，拉升有所作為的“級別”

十八大以來，中央多項舉措整治“為官不為”，對廣大為官者“設定了邊界、敲響了警鐘”。但“為官不為”還在一定范圍內存在。

“少數政府機關工作人員亂作為，一些腐敗問題觸目驚心，有的為官不為，在其位不謀其政，該辦的事不辦”“對為官不為、懶政怠政的，要公開曝光、堅決追究責任”這兩段話，均出自2015年李克強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為官不為，不是新表述、新問題；但它寫進政府工作報告，卻是史無前例的。

“2015年下半年以來，國務院開展過多次大督查重拳治理干部不作為，相關部門也出臺多項措施。從領導干部到普通公務員，如果不作為，對自己的本職工作不負責任，都會受到相應的處分，如果有重大過失、瀆職還要受到相關法律的懲處。”竹立家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在國務院大督查第一批問題處置的公示中，典型的有四平市副市長、棚改辦主任王宇因在審核環節不作為、疏于職守、把關不嚴，受到行政警告處分；安徽省淮南市在落實國家下達的2014年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任務中有11091套未按時限要求開工，時任副市長成祖德等17人因監管不力、失職、瀆職等不作為問題，受到黨紀政紀處分。國務院大督查第二批核查問責中，針對懶政怠政不作為典型問題，24個省份依法依規對249人進行問責，給予黨紀政紀處分。國務院大督查第三批督查問責和督查表揚工作中，1148名干部因庸政懶政怠政和不作為被相關地方嚴肅問責。（記者 徐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