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之父”張小龍在數次公開演講中反復闡釋過希望用戶合理使用微信的初衷。比如，他曾倡導“讓用戶用完即走”，目的是不希望用戶變成被微信黏住的“手機控”；他還強調“一切以用戶價值為依歸”，力圖避免其淪為過度商業化的工具。然而，就像張小龍同時也承認“確實給不出一個特別明確的東西”一樣，估計這位創始人怎么也不會想到，如今部分微信群都成了商品。日前，接連有媒體報道，一種號稱“不卡群”的微信群成了被神秘買家收購的新寵，其真實目的則指向微信搶紅包賭博。

利用微信搶紅包聚賭，是近年新出現、備受各方關注的一種網絡賭博現象。作為微信內置的一款特色功能，“搶紅包”因融合了傳統的“逗利是”習俗和現代社交功能，一經推出就受到用戶極大歡迎。然而，恰恰是“搶紅包”本身的社群屬性和規則的隨機性，給一些別有用心者抓到了“漏洞”。只要上網略加檢索，不難看到諸如“搶紅包當心賭博陷阱”“小伙沉迷微信‘搶紅包賭博’游戲一年輸掉200萬元”，甚至有參與者形容“血淋淋的，押下去是一串沒有感覺的數字，玩完才發現輸了一大筆，這比現實中的賭場恐怖太多”。這樣的現象當然不會是微信創始人的初衷，但卻著實成為“互聯網技術是一把雙刃劍”的鮮活案例。相信沒有多少人會因此而主張完全取消搶紅包功能，在一個技術日新月異的年代，一味封堵無異于因噎廢食，但我們也不能對技術帶來的問題視而不見，甚至因過分低估而放棄主動性。

技術漏洞首先要從技術上彌補。微信官方公眾號“微信派”去年6月15日曾宣布，將進行限制該群功能使用的處理，對涉賭博違規賬號，將根據違規程度按照階梯性處罰原則進行限制功能、賬號封停處罰。一定程度上說，“不卡群”受一些買家追捧，既是“技術打擊”的結果，又是“技術打擊”下提出的新問題。對“不卡群”，網上常見的定義是指那些發紅包不會出現延時、卡頓的群，但到底是不是這樣、究竟有多大“好處”需要進一步確認。無論如何，“不卡群”的存在至少說明，在微信治賭格局下還有“例外”，暴露了或技術或監管方面的漏洞，有說法是“不卡群”是在批量注冊過程中特定尾號自動對應產生的，也有說是利用外掛控制生成的，等等。至于真實情況如何，需要微信官方履行好自身監管職責，從技術上加以完善，這是前提。

作為一款有著社交屬性的工具，對微信賭博的治理還不能脫離社會層面，需要從虛擬對應、對接到現實中來。查閱一些微信聚賭案的庭審辯論不難發現，雖然早在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發布的《關于辦理網絡賭博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中，已將利用互聯網、移動通訊終端等傳輸賭博數據，組織賭博活動認定為“開設賭場”行為，但現實中操作上，在搶紅包與賭博的界定、組織者與參與者的區分，以及責任認定等方面，還存在需要進一步完善的地方；對轉讓“不卡群”者如何認定其是否參與實施或為犯罪行為提供了幫助，同樣需要法律給出更具操作性的認定規則。重要的是，類似“搶紅包賭博”這樣的網絡賭博，往往存在“發現難、核查難、取證難、打擊難”的特點，需要相關方面以更加積極主動的姿態，強化打擊的有效性，提高治理水平。

對微信賭博現象，馬化騰在去年中國“互聯網+”峰會上將其稱之為“‘互聯網+傳統通信方式’帶來的新問題”。治理這類超越技術本身的問題，需要技術和治理模式的兩條腿并行，才不致“走”起來歪歪扭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