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客張娟說，自己親眼見過西站周邊一些商鋪工作人員，明目張膽地穿著類似鐵路工作人員的制服。自己有一次追問過其中一人，問他是不是鐵路工作人員，他面不改色地回答：這是我們自己做的衣服，跟鐵路無關。（4月28日《新華網》）

從報道看，騙子們多采取團伙作案，通常是穿著志愿者甚至鐵路工作人員的制服，一些人假意幫助需要幫助的人，另一些人則趁機拿走錢物，讓乘客蒙受損失。相比于其他詐騙者而言，騙子穿了“馬甲”更具有欺騙性，也更容易獲得大眾的信任。尤其是在機場、銀行、火車站等公共場所，假冒志愿者和內部工作人員進行詐騙，將會大大提高成功的機率。這是因為，由于這些地方屬于詐騙者高發地帶，為了防止詐騙和保護公眾權利，設立志愿者或者增加工作人員屬于應對之法，結果志愿者和內部工作人員反倒成為被利用的工具，詐騙者的手法之高，讓人感嘆“智商不夠”。

公眾的防范意識不足確實是一個問題。不過，行騙人冒用“志愿者”身份騙財卻并非“智商問題”。正如報道所言，“如何得手、何以難治、怎么破解”這三個問題，既是求解過程，也是責任追溯。行騙者冒充志愿者在公共場所騙人，暴露出了諸多問題。一是公共服務的提供不足，從而給行騙人以可乘之機。假若在火車站等地點，相關服務提供方在公眾最需要的地方，能夠配備更多的志愿者和服務者，滿足公眾服務和“求幫助”的需要，騙子行騙的“空間不足”，行騙的機率將會降低，而成本則會大為增加。

二是公共管理不到位。騙子明目張膽而無所顧忌，根子還在于管理沒有到位，對行騙行為的打擊力度過輕有關系。這其間，固然跟常用的懲罰力度不夠，違法成本過低難以起到威懾力有關，但跟打擊的持續性和可控性不足有很大的關系。詐騙在任何情況下都可能發生，手法上也大同小異，何以有的地方嚴重而有的地方卻很輕微，癥結不全在“法律的懲戒性不足”，還跟“打擊力度是否有力”有直接關系。若能始終保持高壓，而非“無奈化”的抓抓放放，重復行騙或者持續作案則會大為減少。

要么人員嚴重不足，要么法律懲戒不足，要么違法成本偏低，要么報案機率太少，要么業務交叉太多，在打擊行騙方面，總歸有諸多客觀性原因。放到其他公共服務和管理方面，同樣存在類似的問題。比如食品安全、環境治理等。具體到公共場所的治安管理上，黃牛倒票、醫托騙人、車站行騙，多成為久治不愈的頑疾，嚴重時集中力量整治一番，打擊與治理始終停留在治標層面，而前期預防、事中管理、事后追溯和群防群治的體系沒有建立，治本的機制沒有發揮作用，公共治理的效率相對低效。

法律欠缺也好，力量不足也罷，抑或其他各種理由，責任都不在公眾而在于管理者。如果把管理也視為一種服務的話，志愿者詐騙成為頑疾治而不絕，回答“如何得手”、“怎么破解”和“如何難治”三個問題，就得再提三個問題，即“誰來治”、“怎么治”和“不治怎么辦”。厘清服務和管理的責任邊界，用責任倒查之法，補強公共服務滯后的短板，讓服務與管理真正堅挺起來，騙子們并不高明的手法，才不會成為對治理失范的映射。

辦法總比困難多，法律、力量等客觀原因，不過是治理的一種工具，若有堅定的治理決心，解決起來并不困難，關鍵在于是堅持“零容忍”的態度，本著以人為本的原則，明確傳遞并最終證明，責任方有能力、能信心做到，依法保護每個人的權利，免于被詐騙的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