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9日下午，中央第三巡視組向天津市委反饋巡視“回頭看”情況。 資料圖

“圈子文化不絕，政治生態遭破壞；政治原則性不強，好人主義盛行。”這是去年10月中央巡視組巡視“回頭看”對天津反饋意見時，嚴肅指出的重點問題。

措辭嚴厲的反饋意見背后，是天津市一些領導干部無視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立山頭、搞宗派、建圈子，培植私人勢力，嚴重破壞了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和當地政治生態。黃興國、楊棟梁、武長順等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早在2014年初，習近平總書記就在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指出：“黨內決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決不能搞小山頭、小圈子、小團伙那一套，決不能搞門客、門宦、門附那一套，搞這種東西總有一天會出事！有的案件一查處就是一串人，拔出蘿卜帶出泥，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實上的人身依附關系。在黨內，所有黨員都應該平等相待，都應該平等享有一切應該享有的權利、履行一切應該履行的義務。”

對中央巡視組反饋的意見，天津市委明確表示，“誠懇接受、照單全收，立說立行、堅決整改”，并將圈子文化和好人主義問題作為巡視整改重中之重、專項整治之首，決心以刮骨之勇、雷霆之力、穿石之功，堅決打贏這場政治硬仗。

把自己擺進去，以上率下強力推動

2016年10月10日，中央巡視組反饋意見第二天。天津市委書記李鴻忠組織召開市委常委會會議，專題研究中央巡視“回頭看”反饋意見整改落實工作。會上，他明確指出，這是一場政治硬仗，必須提高政治站位，把講政治貫穿到巡視整改各方面和全過程，以對黨的絕對忠誠推進巡視整改各項工作。

以此為起點，全市巡視巡察機構進駐各部門各單位，深入查找圈子文化和好人主義問題。巡視巡察情況表明，中央巡視反饋意見“一針見血、精準深刻”，圈子文化和好人主義在一些黨員干部中的確具有深厚土壤——

同志之間拜把兄弟、認干親的有之，在工作交往中搞親疏遠近的有之，尋靠山、立山頭，在主管單位形成“勢力范圍”的有之，選人用人以是否忠誠于自己的有之，宗族派系圈、親屬圈、戰友圈，甚至同學會、老鄉會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

問題表現在下面，根子往往在黨委（黨組）。對此，天津市委認識深刻。李鴻忠明確提出，整改要自上而下，從市委常委會、市級領導干部改起，帶頭認賬、帶頭整改、以上率下。他特別指出，黨委（黨組）書記是政治生態的“元”點，是風氣之“源”，整治圈子文化和好人主義，落實黨委主體責任特別是黨委（黨組）書記第一責任人的責任是關鍵。

言出即行。

在專項整治中，李鴻忠多次組織專題研討會、座談會，聽取意見建議、制定整改措施，強調要突出政治整改，以政治擔當、政治標準、政治勇氣和智慧，解決圈子文化不絕、好人主義盛行的突出問題。

在市委辦公廳會議處黨支部專題組織生活會上，他以普通黨員身份，緊緊圍繞整治圈子文化和好人主義進行了深刻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并表示“在天津，我決不搞圈子，這既是身份之必須、履責之必須，也是我能夠批圈子、拆圈子的資格。請同志們對我進行監督”。

在他的帶動下，其他市委常委、市領導同志把自己擺進去，對巡視反饋問題主動認領、從我改起、向下傳導，并切實履行專項整治的主體責任，組織抓好分管領域整改落實工作，帶動全市整改工作扎實推進。

上行下效。全市各級黨委（黨組）主要負責同志都從自己查起，挖根子、查病灶，將整治圈子文化和好人主義作為貫徹落實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營造良好政治生態的具體行動，上下聯動，一起診療、一起“康復”，形成了鏟除圈子文化和好人主義土壤的強大推動力。

聚焦“人事因制”，深挖細查破除積弊

圈子文化和好人主義把社會生活中的親情友情、市場經濟“等價交換”原則引入黨內，表面上人情味兒十足，但本質都是以犧牲黨的政治原則為代價，滿足個人私欲私利，是嚴重破壞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行為。

天津港集團原董事長于汝民案，就足以令人警醒。

在天津港任主要領導的20多年間，于汝民利用職權便利，先后將6任秘書安插在天津港和相關部門的關鍵崗位上。而新任秘書又以“前任推薦后任”方式違規產生，形成了一個具有裙帶關系的“秘書圈”。

在這些秘書眼里，黨規黨紀、組織程序，都抵不過于汝民的一個指令甚至暗示。多年來，無論是公事還是私事，這個圈子都讓于汝民在天津港為所欲為，尤其是在選人用人上，他任人唯親，營造“只有跟著我才能受重用”的氛圍，讓許多踏實干事的干部寒了心。

談及圈子文化和好人主義對天津政治生態造成的破壞，市委常委、市紀委書記鄧修明感慨地說，這個問題已經成為影響干部干事創業、經濟發展的“內傷”，必須猛藥去疴、重拳整治。在專項整治中，他們把圈子文化和好人主義作為紀律審查重點，將一個個隱藏多年的“圈子”深挖出來——

紅橋區政協原黨組成員、副主席李可建立“友誼圈”，利用職務便利，為“發小”“好兄弟”謀利；津南區水務局原黨委書記、局長萬繼全的身后，始終跟著一個“商人圈”，隨著他職務提升，一個個小包工頭也發展為上億資產的大老板；涉及武長順案的多名行賄買官人員逐漸“浮出水面”。

對發現的典型問題，市委明確提出，要聚焦“人事因制”，動真碰硬。人，就是要具體到人，主要是第一責任人。對發現的問題一查到底，見底、見人。事，就是要具體到事，要敢于亮丑，把問題擺準、擺透、擺到位。因，就是深挖根源、觸動靈魂，對照黨章黨規深查細查，敢于下手術刀，不怕疼。制，就是要加強制度建設，建章立制，堵住制度漏洞，強化剛性約束。

市委巡視辦主任殷奇介紹說，巡視整改以來，針對涉及圈子文化和好人主義問題，全市開展提醒談話95人次、函詢62人次、誡勉161人次。其中，巡視發現的問題線索均被作為紀律審查重點，進行了嚴肅處理。針對這些問題，重大事項決策、民主生活會督查等一系列相關制度在各部門各單位逐步完善。

為了破除圈子文化和好人主義積弊，在2016年區縣換屆中，天津打破以往以人劃線、以地域劃線的“潛規則”，堅持干部工作一盤棋，大力推進干部交流，共交流市管干部111人、輪崗63人，占班子成員總數的33.9%，是歷年來交流力度最大的一次。

與此同時，市紀委對換屆人選嚴格把關，將政治標準放在首位，“首關不過，余關莫論”，對搞小圈子和不擔當、不盡責，甘當老好人的一票否決，有86名局處級干部因政治意識差等問題未被列為換屆人選；排除有問題的代表、委員人選1260名。

嚴肅黨內政治生活，著力治本強化擔當

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的紅橋區，在專項整治中卻成了熱點。到目前為止，已有6名市管、區管干部被組織審查，其中就包括原區委書記張泉芬。而她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擅于上下結盟。

對上，她是黃興國“圈子”里的人，并因此順利坐上了區委書記的寶座。對下，她與被查處的5名干部都有利益往來。也正因為有這層關系，當發現他們有問題苗頭時，她從來都是“裝聾作啞”、視若不見。值得深思的是，圍繞在她身邊的這些干部，如區政協原黨組成員、副主席李可、楊茂順，區園林委某下屬公司原經理多時春等，最終都因為為各自的“發小圈”“兄弟圈”謀利，走上了嚴重違紀違法道路。

對此，鄧修明認為，圈子文化和好人主義往往互為因果，根子都在黨性弱化、在政治上不擔當，是黨內政治生活不規范、不嚴肅的必然結果。因此，從根本上鏟除圈子文化和好人主義土壤，決不能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必須從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抓起、管起。

專項整治就是一次嚴肅的黨內政治生活鍛煉——

對全市處級以上領導干部進行集中輪訓，突出政治之訓、紀律之訓，使他們對圈子文化和好人主義的本質和危害性有了清晰認識，從“見怪不怪”到自覺遠離、自覺抵制。

以增強“四個意識”、反對圈子文化和好人主義為主題，全市各級黨組織組織召開專題民主生活會和組織生活會，使人人受警醒、人人受檢驗、人人有提高。

組織全市各級黨組織對貫徹落實民主集中制情況進行檢查，對自身黨內政治生活現狀作一次認真自查自糾，發現、解決問題6685個，建立完善制度規定6915項。

前不久，天津市委審議通過《中共天津市委關于肅清黃興國惡劣影響進一步凈化政治生態的工作意見》，明確提出了28項工作任務，并具體分解到市委各相關部門。

嚴肅黨內政治生活，關鍵少數尤其是“一把手”仍然是關鍵，只有切實履行主體責任，才能把集中整治、祛除病灶與常管常嚴、強基固本無縫銜接起來，以全面從嚴治黨的新成效重塑政治生態。

沒有問責，就難有擔當。專項整治以來，全市約談有關黨組織負責人50余人次，問責黨組織269個、黨員干部880名，釋放了失責必問、問責必嚴的強烈信號。

市司法局黨委書記、局長張鐵英就是其中一員。由于司法局200名局處級干部的440名親屬在本系統工作，違反了干部任職回避規定，也為圈子文化和好人主義提供了溫床，包括他在內的13名局級領導干部被嚴肅問責。

提起這件事，張鐵英感到非常懊悔。早在2015年，他剛到任時，就曾下決心整改這一問題，但因為“阻力太大”，而選擇了“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其結果不但是同志受處分、自己被問責，更嚴重影響了單位形象。此時，已經醒悟的他明確表示：“吸取教訓，今后一定‘寧聽罵聲不聽哭聲’，這樣才能對得起肩負的‘責任’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