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在需要國有經濟在一些競爭領域存在,國家需要有更多的經濟控制力。因為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人口最多的國家,面臨經濟、政治、軍事等眾多國際挑戰。古今中外經驗說明:任何一個國家處于這種情況下,都應該和必須加強對經濟控制力。

中國在現階段,在關系國計民生的材料、裝備制造、金融、信息、能源等競爭性領域,國有經濟需要有足夠的存在。這些領域,雖然國有資本要控股,但是,也必須完全按市場規則運行。

●目前的經濟增長速度下滑固然與世界性危機和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有關,但是,與近十年來民營經濟發展空間縮小、沒有獲得應有的擴大有關。

深化國有企業的改革是現階段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因為它關系中國經濟基礎和巨量資產的經營效率。盡管中央的改革決心很大,但是,改革的難度和阻力似乎不亞于改革的決心。我們必須理性地、深刻地認識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所處的階段及其所決定的國有經濟的地位。這是國有企業改革的認識論基礎和現實背景。否則,將無法確定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內容、重點和難點,也無法正確選擇改革的方法和措施。

國有企業改革的現實背景

背景一:現在處于“多期疊加”階段。

20世紀80年代開始改革開放,標志著中國進入加速工業化和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階段。從小的階段劃分,以2007年世界性經濟危機為標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一階段對于世界許多國家來說,可能只是新一輪經濟周期波動的危機和蕭條期,即經濟增長低谷期和經濟結構調整期,而對中國來說,是所謂的“幾期疊加”:第一,與世界經濟周期波動一致的經濟增長低谷期(盡管危機到來后的前幾年我們極力反周期保持了增長的高速,但是后幾年還是規律性的增長速度下滑);第二,中國經濟長期高速增長后,進入“新常態”和增長速度換擋期;第三,進入了與世界經濟危機一致的強制性、被動性、陣痛性調整期,也是作為發展中大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到中等收入階段后產業結構的主動性重大調整期;第四,前幾年為了保增長所實施的強刺激經濟增長政策的消化和調整期。可謂“多期疊加”,情況非常復雜,很容易造成認識和判斷失誤。

背景二:中國現在還沒有走出經濟危機。

與世界多數國家一樣,還沒有走出世界性經濟危機。經濟增長動力不足、下行壓力大、金融風險加大。經濟增長率下滑、資產價格變動、通貨緊縮、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率較高等等。

背景三:中國處于正在崛起的關鍵階段。

中國正在崛起卻還沒有崛起,困難還很大。取決于我們對自身和國際社會的準確認識、戰略和策略、近期的改革和發展速度和質量,特別是對國有經濟的定位和國有企業改革。中國的發展正在導致世界各國相對地位的變化,不同國家對這種變化有不同的心態和應對措施。既有的發達國家沒有明顯的衰落跡象,一些發達國家按照既有的、長期的思維習慣看待中國的發展,不相信中國和平崛起的戰略,對中國高度警覺和極力遏制,另有一些國家對中國的反應也很微妙。

背景四:“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經過十多年的改革實踐和理論探索,于1992年10月在“中共十四大”決定上明確提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對“關系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的一個重大問題”認識清楚以后的回答。我們的市場經濟體制是有中國特色的,中國特色:一是有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多種所有制經濟混合共存的市場經濟;二是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的公司治理結構中是有黨的領導的。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是改革的目標。中國特色是改革的特殊約束條件。

上述關于“現實背景”的內容與國有企業改革是什么關系?背景一和二說明中國現階段的經濟:第一,需要尋求走出危機、以合理的速度增長的動力。國有企業是否改革、如何改革、國有經濟的規模數量和結構,既關系國有經濟本身對增長的影響,也關系非國有經濟對增長的影響;第二,無論是危機對企業、產能、產品等意義上的經濟結構的強制性調整,還是中國經濟新常態下的主動性經濟結構調整,都需要國有經濟在結構上作出調整和國有企業進行改革。背景三提示我們:國有經濟規模和布局與國家對經濟的控制力相關,控制的強弱與國家處于什么發展階段相關。背景四一方面警示我們:必須勿忘改革初心,另一方面也必須認識到,“中國特色”是現階段國有企業改革的約束條件。

現階段國有經濟的科學定位

現階段國有經濟狀況如何?理論上,“國有資產”、“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是三個高度相關卻不相等的概念。本文的“國有經濟”是指經營性國有資產,包括獨資的國有企業資產和國有控股、參股企業中的國有資產。論及國有經濟的數量時,一般有國有總資產規模、凈資產規模、創造的GDP占GDP總量的比例、企業數量、產業覆蓋面等。

國有經濟在現階段的中國到底如何定位、生存的合理空間如何?既需要考慮國有經濟在一般性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定位,又必須分析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特殊的階段性特征,其實就是分析清楚國有經濟存在的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否則,定位可能不準,改革也可能失誤。只要是市場經濟,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過程中就必須、也必然起基礎性作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不可能例外,這是共識,也是實踐證明了的。由于國情不同,發展階段不同,面臨的國際環境不同等,這些是決定國有經濟規模、空間和產業布局的主要因素。

我們是市場經濟體制,需要有國有經濟的一般性存在空間:第一,市場失靈領域,國有經濟必須主體性存在,即必須提供公共產品。也可能與非國有資本聯合提供,但是只能是國有資產為主體;第二,一些自然壟斷行業,雖然產品不是公共物品性質,但是,國有資本壟斷有經濟上的相對優勢,國有資本以國有壟斷企業形式存在,也可能吸收非國有資本參加,國有控股。

但是我們的國有經濟存在空間不能以此為限,應該擴大。第一部分的背景三提醒我們:中國現在需要國有經濟在一些競爭領域存在,國家需要有更多的經濟控制力。因為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人口最多的國家,面臨經濟、政治、軍事等眾多國際挑戰。古今中外經驗說明:任何一個國家處于這種情況下,都應該和必須加強對經濟控制力。現代市場經濟國家代表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等都是如此,前蘇聯也是如此。因此,中國在現階段,在關系國計民生的材料、裝備制造、金融、信息、能源等競爭性領域,國有經濟需要有足夠的存在。這些領域,雖然國有資本要控股,但是,也必須完全按市場規則運行。

國有經濟現階段如此定位符合十五屆四中全會的決定:“國有經濟需要控制的行業和領域主要包括: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自然壟斷的行業,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重要骨干企業。”

總之,中國現階段,國有經濟的存在,不能走向兩個極端:一是不能信奉所謂標準自由主義經濟學,認為國有經濟僅僅需要存在于市場失靈領域。極端自由主義經濟學甚至認為市場失靈都不存在,國有經濟不需要存在;另一個極端就是夸大國有經濟的功能和存在空間,甚至否認市場經濟體制的一般特征和要求。

至于國有經濟的總量、比例及其變動是否合理,要具體分析。改革開放以來國有經濟總量、比例一直是變動的,這種變動有時是合理的,不一定能說明國有經濟絕對量和相對量是否合理。如果有必要,總量大一點、比例高一點也是合理的。如果沒有必要,可能相對較低的比例和較小的量仍然可以視為不合理。關鍵是看結構、布局、控制力及其對其它所有制經濟的影響的性質和力度。

促進民營經濟發展

保持經濟發展動力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就有國有企業“抓大放小”和壟斷行業“主輔分離”的改革和相應的國有資產退出。目前的國企改革,可以吸取那時的經驗和教訓,結合現在的情況有所創新,因為現在的資本市場等方面的條件與當時有了很大不同。現在的企業國有資產,依據企業性質(獨資、控股或參股)的不同可以在資本市場交易等。當時的問題主要出在“管理層收購”,現在應該不允許這種方式。在國企改革的過程中,既要避免一些有某種權力或便利或“關系”的人借機發國有資產“退出財”,又要服從市場定價原則和損失最小化原則,正確理解“國有資產流失”。有些地方嘗試把一部分企業國有資產所有權直接劃轉到社保基金理事會,這筆資產沒有進入社保基金,只是分紅收益進入基金,由理事會和國資委分別派代表國有資產的董事進入經營性企業。筆者以為,如果把部分國有資產出讓后所得資金直接入社保基金,是合理和可取的,是真正一舉兩得的改革。

我們要從保增長動力、防資本外流和提高國有經濟效率和控制力等多維度認識國企改革的戰略意義。

向改革要紅利、要增長的動力,實際上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國有企業的改革和國有經濟的結構調整來獲得。1988年以前的改革是增量改革,即允許私有經濟發展和國有企業的承包制為主的改革推動經濟增長的,1989年至1991年增長速度下滑與民營經濟增長乏力相關。1992年開始,又是通過國有企業抓大放小、壟斷行業主輔分離、推動現代企業制度建設,使得民營經濟獲得巨大空間而推動經濟獲得長期高速增長的。2008年危機以來,前幾年靠著各級政府的投資支撐,使得經濟保持了幾年繼續增長,使得危機滯后了幾年出現。目前的經濟增長速度下滑固然與世界性危機和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有關,但是,與近十年來民營經濟發展空間縮小、沒有獲得應有的擴大有關,尤其是近幾年民營資本投資積極性明顯下降有關。因此,給予民營資本發展的空間和積極促進民營經濟的發展是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動力。(作者系山東大學經濟研究院院長 黃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