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湖南老人陳振杰，因盜竊手機被長沙警方抓獲，面對陳振杰身份證1938年的出生日期，警察感嘆，“他算得上是長沙最老的盜竊嫌疑人”。據老人自述，其從19歲離家出走，盜竊生涯跨越了60年。（4月19日《新京報》）

眾所周知，按照“矜老恤幼”原則，對于老年人違法犯罪，我國相關法律都有相應的從輕處罰規定。《治安管理處罰法》：“七十周歲以上的，不執行行政拘留處罰”；《刑法》：“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過失犯罪的，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對于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應當宣告緩刑”。這意味著，像陳振杰這樣的高齡小偷，盡管屢教不改、一再行竊，卻不能真正收監坐牢。

為尊重保護老年人權益，彰顯“矜老”傳統文化，也為了降低監管成本，從輕減輕對老年人違法犯罪的處罰，當然是合理必要的，但“從輕減輕”顯然又并不等于不罰，更不等于姑息放縱，否則，不僅無助于救贖違法犯罪的老年人、促其改惡從善，而且無形中也會進一步危害社會公益。我們知道，囿于年老體衰，老年人違法犯罪，雖然一般不會是什么嚴重暴力犯罪，但其侵害的往往是比他們更弱勢的群體，如兒童、婦女，社會危害性同樣不容低估。更不用說，在目前“人口老齡化”趨勢不斷加劇大背景下，老年人違法犯罪現象還會進一步增長。

因此，盡管這位“最老小偷”并不值得給予太多同情，但其背后折射的更普遍“老年人違法犯罪”問題，無疑仍需引起高度重視，要求我們從“預防、處罰、矯正”等各個環節，更妥善有效地處理這一問題。如何在“矜老”的同時，又能對老年人違法犯罪實施有效的懲處——是否可以考慮為違法犯罪老年人設置類似“少管所”那樣的專門監管場所“老管所”；而在“社會矯正”方面，是否同樣也可以考慮構建更符合老年人身心特點的社區矯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