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在外需下降、國際競爭加劇和貿易保護主義增強的同時，我國企業也迎來了擴大對外投資的新契機。特別是2013年以來，隨著“一帶一路”的提出和實施，以及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的開展和推進，我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明顯加快，對外投資連續保持兩位數以上的高速增長，流量躍居全球第二，超過同期吸收外資規模。

2016年，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1701.1億美元，比上年增長44.1%；對外工程承包新簽合同額2440.1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6.2%。其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145.3億美元，對外工程承包新簽合同額1260.3億美元，分別占同期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和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8.5%和51.6%。截至2016年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12679.7億美元，位居全球第八位，占全球對外投資流出存量的份額接近5%，境外企業資產總額將近5萬億美元。與此同時，眾多境外加工制造、技術研發、資源開發等領域投資并購項目順利推進，一批重大境外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穩步實施，境外經貿合作區建設初具規模，成功地帶動我國產品、裝備、技術、標準和服務走出去，有力地促進了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了有利條件。

當前，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繼續發生深刻復雜變化，世界經濟復蘇勢頭疲弱，逆全球化、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傾向增強。從國內看，經濟發展新常態特征更趨明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深化，對外開放進入引進來與走出去并重的新階段。無論是推動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還是適應把握經濟發展新常態，都要求我們更好地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在繼續鼓勵支持企業走出去的同時，更加注重提高對外投資的質量和效益，使對外投資更好地服務于國家發展戰略和對外開放的需要。

我國企業走出去要更加聚焦“一帶一路”建設。“一帶一路”建設是黨中央、國務院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做出的重大戰略決策，不僅有利于促進我國與沿線國家的全方位合作，而且也為我國更好地利用國際市場和資源，加快開放型經濟發展，帶動國內資本、產能、技術走出去帶來重大機遇。盡管“一帶一路”建設正在取得重大進展，我國企業對沿線國家投資超500億美元，但占我國對外投資總量的比重依然偏低。今后我國企業走出去要更加聚焦“一帶一路”建設，以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為牽動，以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為重點，以境外經貿產業合作園區為載體，加強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布局，構建產業分工合作新格局，深化我國與沿線國家的經貿合作，把沿線國家打造成我國企業走出去的重點區域，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有力支撐。

我國企業走出去要更好地服務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調整經濟結構、改善供給體系、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治本之策。雖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頭戲在國內，但通過企業走出去，可以向外轉移部分優勢過剩產能。目前，我國在電力、鋼鐵、通信、石化、鐵路、汽車、航空、工程機械、家用電器等眾多行業都形成了很強的生產制造能力和國際競爭力，采取綜合措施鼓勵支持這些行業有實力的企業走出去，在海外設立研發中心、生產基地和營銷網絡，對于化解國內產能過剩和提升我國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和國際競爭力，都具有重要作用。

我國企業走出去要著力優化對外投資產業結構。隨著我國企業大規模走出去步伐加快，對外投資層次低、結構不合理問題也日益突出。由于不同行業進軍國際市場的時間有早有晚，使得目前我國對外投資產業結構呈現出能源資源開發投資占比過大、傳統商貿投資過多、制造業和高端服務業占比相對較低的不合理格局。同時，企業對外投資普遍存在重規模速度輕質量效益，重項目承包建設輕合作經營等突出問題。這不僅與我國的制造業大國地位極不相稱，而且也培育不出有世界影響力的中國跨國公司。今后，要更多地鼓勵支持有技術、有標準、有品牌的制造業企業走出去投資辦廠，吸納更多的當地和第三方企業加入我國企業主導的產業鏈，將“中國制造”做大做強，不斷優化對外投資產業結構，提升對外投資的總體效益。

我國企業走出去要更加注重提質增效和防控風險。鼓勵企業走出去是推動新一輪高水平雙向對外開放的重要舉措，但如果對外投資不注重提高質量效益、不注重風險防控，就有可能遭受挫折，甚至鎩羽而歸，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企業走出去對外投資固然要秉持互利共贏的理念，但如果投資沒有回報、企業沒有效益，則一切無從談起。企業走出去開展對外投資，不僅要全面了解東道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宗教，深入研究當地的法律、法規及相關政策，而且要做好投資項目的可行性研究和成本收益分析，對各類可能發生的風險準備好必要的應對預案，提高投資成功率。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更穩更遠。

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我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還會進一步加快，對外投資的規模也還會進一步擴大。以往我們更多強調要加快企業走出去的步伐，今后則要更多關注對外投資的提質增效，促進我國對外投資持續健康發展，以此鞏固提升我國參與國際競爭合作的優勢，更好地服務于國家改革開放大局。

（作者：畢吉耀 系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