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以來,給國際貿易和投資領域注入了一股“反全球化”壓力,欲通過保護主義提高美國出口和本土就業。而縱觀美國制造業近年來的發展,其在全球產業鏈中的較高位置與傳統產業崗位訴求出現嚴重錯位,令此股政治壓力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美國制造業瓶頸。

特朗普上任后,正逐步將競選時口號轉化為現實政治壓力,頻繁批評在美國之外建廠的企業,受此影響,通用汽車和英特爾等大公司紛紛表態,將境外建廠的安排轉回美國本土,軟銀集團等投資機構也承諾投資千億美元為美國創造就業。

在特朗普的呼吁下,資金和項目似乎出現了回流美國的風潮,但市場終究是需考量成本和效率而得以運行的。在特朗普當選后,包括卡特彼勒、鋼鐵制造商紐柯鋼鐵等公司仍選擇在墨西哥建廠。芯片制造商GlobalFoundries也宣布100億美元在中國的投資項目。美國用工成本高昂和產業趨于自動化,令企業雇傭美國工人的“經濟”動力不足,多家廠商不回流美國顯示出單純的政治跟風將無法推動美國制造業的良性發展。

發展制造業、創造產業就業本身無可厚非,但特朗普發力發錯了點。與其前任奧巴馬一樣,他們都重視重振美國制造業,只不過奧巴馬政府注重“高端制造業”與“創新”這一政策工具。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奧巴馬政府強化了重振美國制造業的戰略意圖,2009年-2013年相繼發布“重振美國制造業框架”等報告,第二任期又推出了“確保美國在高端制造業主導地位”報告、“先進制造業國家戰略計劃”等產業政策。而在與重振制造業相關的貿易政策方面,注重服務貿易及新領域的市場開放及數字貿易、知識產權保護等,以發揮美國的技術和產業優勢。美國推動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規則也反映了奧巴馬政府的政策意圖。

而特朗普新政注重“傳統制造業”的就業效果及作為政策手段的“減稅”(降低成本)及貿易政策(限制進口、擴大出口)等措施。因此,奧巴馬的政策對象集中于大企業及硅谷創業企業等地區;而特朗普的政策針對中小企業及傳統制造業地區。

特朗普近乎強制企業投資國內的經營決策恐將令企業經營責任不清,損害健全的企業治理機制,影響企業經營效率。通過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則取締“不公平”貿易無可非議,但過度的貿易限制措施無助于本國企業競爭力的提高,三十多年前美日貿易摩擦期間采取的貿易限制措施并沒有給美國的紡織、鋼鐵、汽車業廠家帶來競爭力就是先例。

事實上,特朗普提振制造業的方向,也令前幾年美國工業發展成果面臨威脅。

隨著奧巴馬重振制造業及出口倍增計劃的落實,美國制造業的產出在世界制造業產出中的比重開始企穩,并開始出現上升的跡象。

與美國制造業在產出方面的止跌企穩同步,金融危機以后美國制造業就業在總就業中占比的減少速度開始放慢。由于就業形勢好轉,奧巴馬在第二任期把重振美國制造業的重點放在了能發揮美國技術優勢的納米技術、高端電池、生物制造、新一代微電子研發、高端機器人、清潔能源、航空產業、電動汽車等高端制造業上。與制造業產出相比,就業的效果相對落后。但是,與制造業發達國家日本、德國比較,其帶動的就業效果也維持在相應的比重范圍內。

特朗普總統并不在意美國制造業在這種宏觀層面的趨勢變化,也忽視了工業自動化、智能化發展對傳統工人的替代效應,一味靠政治壓力推動,這可能導致美國技術發展水平萎縮,未來在全球舞臺喪失前沿產業優勢,經濟陷入另一種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