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翻閱舊時筆記,多是上世紀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所見善本圖書的記錄,尤其是1978年至1985年者為多,蓋其時參與《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委會的初審、復審、定稿時所記。其中有些記錄是在審校善本圖書以卡核書時所發現的問題,有的是根據復印件或照片做出判斷的不同版本特征,有的是請教顧師廷龍、潘師景鄭、冀淑英等先生后所得。當時隨手做的記錄中,涉及書估(同“書賈”——編者注)作偽、著錄錯誤、著錄不妥的較多,這在今天看來,或許對有些研習版本鑒定者,或圖書館專業人員有些借鑒。反之,如若當年不及時記錄,那也就煙消云散,記憶不再了。

《讀詩疏箋鈔》版本的鑒定

上海圖書館藏的《讀詩疏箋鈔》不分卷,題清程晉芳撰。卷一第一頁有“歙程晉芳學”,并鈐有“魚門”白文小印。原著錄作“手稿本”,1961年時定為二級藏品。1981年,我在復審此書時,調出原書細看,發現“歙程晉芳學”之“歙程晉芳”四字系挖補后所加,欄線接縫緊密,初看無隙。如此,作程晉芳“手稿本”就有疑問了。一般來說,作者都很重視自己的著作,所以在第一頁上書寫自己名字以示慎重,而此本卻在作者名字上去作挖補,那就有問題了,因為從未有作者本人在第一頁作者項處對自己名字寫錯并挖補的。此書有鈐印,為“磊所見”“陳氏審定”“魚門”。“陳氏審定”的印鈐在“程晉芳”的中間。

此書后以“手稿本”而被誤收入上海圖書館編《中國古籍稿鈔校本圖錄》第98頁。此書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里未收,蓋當年認為是“清抄本”而刪去。

程晉芳,字魚門,安徽歙縣人,乾隆三十六年進士,是重要的四庫全書纂修官。實際上,這部書并非程晉芳的著作,作者應是另一位不知名的人,書之第一頁上原應為“□□□□學”。只是因為書上鈐有“魚門”的印,別有用心者就將“□□□□”剜去,另配相同紙色補寫“歙程晉芳”,加上有程氏“魚門”之印,這樣就可以使人認為這是程晉芳的稿本。對于書估來說,只要能賺錢,他必定會使伎倆發揮作用,而購書者稍有不慎,或眼力不濟,那絕對是會上當受騙的。

版本鑒定非一朝之功

版本鑒定是一門學問,說是學問,就是說里面有許多問題還值得研究,有些前人早已涉及了,有的則沒有,還需要將來有人再做下去。周越然先生1945年初曾寫過一篇《古書的研究》,他舉了兩個例子來說明版本鑒定不容易。一是說葉德輝舊藏《韋蘇州集》,葉的《郋園讀書志》中稱之為“北宋膠泥活字本”,后來書歸周越然,周細細審察,知為明代所刻,非宋代之本,更非活字本。二是說四川重刻《唐詩紀事》,前人斷定原本為“宋刻”,因字之缺筆避諱,統與其他宋版書相同之故。實則原書系明嘉靖二十四年張子立刻本。重刻者不見子立原序,遂有此妄斷。周氏藏有明刻本,且原序未失,故知其誤。

由此而想起,1979年12月,《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工作會議在江西南昌舉行。某圖書館為了配合會議,臨時做了一個善本書的展覽,將館藏的一些重要版本和有特色的書請與會人員觀賞。那天早上,沈燮元拉我去看展覽,并說有一部書你看看是什么版本。原來那是一部《大廣益會玉篇》30卷,在說明卡片上注明是“元刻本”。我一看就說這部書不收。這是一部日本刻本。因為《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不收外國圖書,所以就不入目。沈又說:(北京某館)認為是元刻。后又請丁瑜來看。丁瑜看了,意見和我相同。事后,我告訴沈燮元,這倒不是我高明,而是事前我曾做過功課。因為前不久我在四川省圖書館也看到這書,也是作“元刻本”,當時覺得有疑問,那時沒有復印機,我就記下該書卷一第一頁和其他頁的特征,回到上海后,即調出上海圖書館藏的元刻本和日本刻本,仔細比對特征,再請教潘師景鄭先生,原來川館所藏是一個日本據中國元代刻本翻刻的本子。日本早期翻刻中國的書,字體極似舊本,但用日本皮紙,較中國皮紙更韌,此種圖書,稍一疏忽,即會走眼。

再就是1980年的事了,北京某大學圖書館藏《中吳紀聞》6卷,宋龔明之撰,明正德九年龔弘刻本。卡片上寫有“據宋本校及清黃丕烈校”,并有李盛鐸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委會的何金文(四川省圖書館古籍部)在審閱此書卡片時,覺得“黃丕烈校”有疑問,就請教也在編委會工作的該大學館某先生。某先生說沒問題。也很巧,過了些日子,我和沈燮元去該館看一些有疑問的版本圖書時,何金文便委托沈燮元順便也審看一下黃跋的真偽。黃丕烈是清代大藏書家,他的題跋一直為后人所重視,而沈是研究黃丕烈的專家,幾十年來一直在和黃氏進行跨時空“對話”,所以他對“黃體”太熟悉了。果不其然,書一打開,他是一眼定“乾坤”。黃跋的字有點像,但沒有黃的韻味,那當然是后人摹寫,而非黃氏手書(《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收入此書,但刪去黃跋之語)。

那一天,沈燮元和我還看了該館原作明抄本的《嘲頤》,一冊,也有黃丕烈校并跋,紙較新,黃字是比黃丕烈還黃丕烈,又是書估作偽的小技(后因抄本不舊又有偽黃跋,刪去不入目)。又《廣韻》原作元泰定刻本,為楊守敬自日本購回,裝訂形式悉日人所為,每頁均裱糊,實非中國刻本,而為日本所刻。翁方綱《復初齋詩草手札》,20余札,甚拙劣,俱清末民初書估所偽。

多看真跡、多加比勘得真知

黃丕烈是大家,名聲遠播,所以有的書估即摹黃跋作偽。而黃丕烈在他那個時代,也見過不少書估的欺詐手段,《蕘圃藏書題識》卷七中跋宋刻本《碧云集》中就有記載。癸未,道光三年(1823),距南宋約700年,與我們今日見到的明初刻本在時間上差不多。黃見古董鋪中所售之書,題宋版者,多為不真之物,文中所云“近日覆刻本”當是嘉慶、道光間的仿宋刻本。所以書估作假唬人的把戲,只能騙騙一般的讀書人,或新的沒有實踐經驗的藏書家,而碰到像黃丕烈這樣的“老眼”,就不行了。

作偽者總是有著碰運氣的想法,20個人中只要有一位上當,他也就能如愿得逞。然而這種人,逞其心力,仿作前人之跡,用紙可以尋覓,但筆墨韻味則很難達成,尤其是一氣呵成,甚或是用筆的牽絲及轉筆處,作偽者的破綻必定在此敗露。一般來說,仿者不過刻求字體形似而泥其跡,從不究其所以然,而這個“所以然”往往就突顯作者的學術水準。蓋前人讀書心得、靈機妙緒,借筆墨以傳之,那是應腕而來。而后人看重前人手書,更是貴在其精氣,而贗字偽跋,盡失前人靈妙之趣。所以偽者所書,用筆輕飄,故顯軟弱無力,又因為字乃照樣摹寫,定呆板做作,水平低下。所以,一本書有跋,且是名人之跋,你就要注點意,如你是專家,當能一眼看穿真偽;若是新手,或經驗不多者,則應細看。一般來說,偽跋放在面前,會有滿紙牽強之感。

當然,對名人題跋的鑒定,如要真去掌握,只有一條,那就是必須多看真跡,甚至還要設法將偽作放在一起多加比勘,方能得出真知。上世紀70年代,我就曾為弄清黃丕烈跋的真偽,專門調出上海圖書館藏的全部有黃跋的善本書,包括過錄黃跋的書,細細比對,尤其是字形、起筆、轉筆以及捺筆等,花了不少功夫,方才略知一二。

在對古籍善本的鑒定上,每個人的經驗都很有限,都必須借助各種工具書、參考書,記得上世紀70年代末的幾年中,每次追隨顧師廷龍先生外出講課、開會,無論四川、浙江,江西、江蘇,他老人家都帶一本《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碰到問題,臨時可救急。當然,我也有過鑒定上的錯誤。有些事,真的是只可意會,不能言傳的。信然。

(本文選自沈津著《書海揚舲錄》,有刪節,文中小標題為編者所加,該書已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于2017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