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小鮮肉”的批評之聲，自得名之日起便不絕于耳。然而，像在今年“兩會”內外，宋丹丹、陳道明、高滿堂等明星委員紛紛聚焦“小鮮肉”話題，編劇宋方金借由社交媒體將臥底橫店的實錄發布出去，與“IP演員”正面交鋒，引發線上線下持續熱議，則實屬罕見。高片酬、耍大牌、不敬業等是“小鮮肉”遭遇集體詬病的原因。然而，論及“影視行業的‘鮮肉’之困是誰之過？”，則應由共謀的明星、粉絲、產業、大數據等一并承擔。

面對“互聯網+”時代急劇變動的文化消費場，影視行業一些短視者在唯票房、唯收視率、唯點擊量論的驅使下，陷入被粉絲意志裹挾的價值悖謬中，視“小鮮肉”為賺取快錢的法寶。大量熱錢和投機性投資主體的介入，更是將“鮮肉”粉絲群的喜好擴大為全民口味，全然無視“小鮮肉”濫用替身、“表情包”表演、摳像演出對影視行規和演員自律準則的破壞。作為被大數據海量信息源定義的稀缺資源，“小鮮肉”成了被產業資本過度消費而信譽透支的產品。而低幼粉絲群對偶像過度欲望化的溺愛追捧和一味袒護，也助長了影視圈利用流量“鮮肉”、IP明星炮制話題影視劇的不良風氣。但是，市場的縱容、資本的綁架、粉絲的狂熱都不能成為“小鮮肉”道德失范、價值觀錯位、突破認知底線的借口，影視圈更不應成為“小鮮肉”們的作秀場。

出題容易，破題難。破解“小鮮肉”之困，內外兼修是關鍵。從外看，“鮮肉”們恃寵而驕的行為背后，蘊藏著我國影視產業發展中諸多亟待解決的結構性難題。其一，由于影視評價機制的不健全，制片方習慣以票房、收視率作為考量作品成敗的唯一標尺。一些高度依賴粉絲貢獻的“鮮肉”作品，即便口碑不濟，也依舊能滿足制片方的逐利考量，長此以往，影視圈便陷入了爭搶“鮮肉”，炮制粗制濫造粉絲定制文化產品的怪圈之中。所以，我們要改變這種惡性循環，扭轉“劣幣驅逐良幣”的產業境遇，就應該在“互聯網+”時代重新細化影視評價標準，從藝術本體、產業效能、社會貢獻等多方面重新制定影視評價細則，合理地規避專業評價、受眾評價和市場檢視之間因角度不同而引發的爭議，杜絕評價綁架和惡意評價對影視業發展造成的不利影響，建構符合我國國情的，科學、公正的綜合評價體系。其二，目前中國影視產業的盈利模式較為單一，對本土市場過度依賴，國際市場拓展不足，也助長了“鮮肉”作品的霸屏現象。近年來，電影市場對東方奇觀大片的狂熱慢慢降下溫來，文藝片又偏向于作者自我表達而難以與當下主流觀眾群體形成情感共鳴，供需之間的這道裂痕“恰巧”成就了輕文化風潮與“小鮮肉”經濟學聯姻的產業變局。過度的造星運動和對IP明星、流量“鮮肉”等稀缺資源的追逐讓影視產業陷入內耗。健康的產業既要有在本土市場吃得開的產品，更要有在國際市場上叫得響的產品。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影視從業者打破過度依賴人氣明星、粉絲經濟的內銷型壁壘，在全球影視產業互利共贏的格局中，深挖中國故事、發揚中國精神，憑借獨具東方神韻和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的影視作品撬動全球市場，通過要素創新、價值創造、渠道拓展，構建風險共擔的復合型產業盈利模式。其三，破解中國影視產業供需矛盾，建構健全的分眾化影視消費市場迫在眉睫。我們只有利用好互聯網大數據這個利器，通過周密調研、數據分析、模型建立，對觀眾進行文化水平、觀影特點、類型需求的縝密細分，合理分配影視資源，制作品質精良、藝術精湛的多樣文化產品，在全球化的視野中打開中國影視產業鏈新的消費增長極，才能真正跳出“小鮮肉”和粉絲影視劇的魔咒，開創健康有序、繁榮發展的產業新路。

從內看，“小鮮肉”亟須提升藝德修為，重塑職業價值觀。“小鮮肉”之“鮮”，貴在保鮮，重在長鮮。要“鮮肉們”改掉耍大牌、演技差、不敬業等毛病，必須落實到提升演員藝德修為與重塑職業價值觀兩個方面。聚光燈下、萬眾矚目是職業賦予“鮮肉們”的光環，更應成為他們嚴格自律、樹立良好社會形象的一種要求。學好藝，先做人。那些德藝雙馨的老藝術家們無不是通過幾十年如一日質樸沉潛的藝術修為、言行合一的人格操守以及所塑造的經久不衰的人物形象才被人稱頌的。影視圈不是名利場，心浮氣躁、急功近利的成名觀不應成為演員們的職業追求。少年得志的“小鮮肉”更不應將自我膨脹、恃寵而驕的錯誤觀念視為職業價值的體現。演員最大的價值在于塑造角色，通過人物形象與觀眾進行情感交流。生活是演員汲取藝術靈感的土壤，潛心鉆研、用心揣摩是角色塑造的核心，生動傳神的表演是進行情感交流的關鍵。“小鮮肉”只有擺脫銅臭氣、逐利心，重塑“戲比天大”的職業觀，以高尚的藝術修為、良好的社會形象，奉獻出更多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優秀影視作品，才能在市場的淘洗中保持旺盛的藝術生命力。

（作者：王鵬 系西安工業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