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3月26日電 人們稱貝聿銘為建筑設計界的“奇才”、“現代派設計大師”，這絕非溢美之詞。懸掛在他辦公室墻上的幅幅獎狀就是最好的證明。1917年生于廣州的他，祖上為蘇州望族。從小在蘇州園林獅子林中玩捉迷藏長大的貝聿銘，很難料到自己在耄耋之年能在故鄉蘇州設計蘇州博物館新館。父親貝祖詒是有名的銀行家，親手創建香港中國銀行總部，沒有子承父業的貝聿銘卻在花甲之年承接了設計香港中銀大廈之托。

也許一切都是冥冥之中，折衷中西、融匯古今的他將所學、所感都融入到自己的設計中。因在建筑領域作出的卓越貢獻，3月26日恰逢貝聿銘先生百歲壽辰前夕，華人盛典組委會公布貝聿銘獲得2016-2017年度“影響世界華人終身成就獎”。

“這有點不可思議！”

即將壽登期頤之年的貝聿銘先生，由于年事已高，不便到北京領獎，近日在美國紐約家中接受了組委會的頒獎。

當他在家中看到組委會送到眼前的精致獎杯和一封來自組委會劉長樂主席的獲獎賀信時，不禁發出一聲感嘆“這有點不可思議！”，認真端詳了獎杯半晌后他表示了對組委會的感謝，“能在我100歲前獲得這個獎，要謝謝你們從北京遠路飛來紐約。”推了推貝氏經典的圓框眼鏡又讀了一遍賀信的貝律銘，再次發出了感嘆“Oh，That’s true!”

“要知道我離開中國幾十年了，深深地感到建筑就是生活，建筑與生活是平行的，中國的建筑是建立在中國的生活之上的，我到美國以后，生活、語言變了，建筑自然也要有變化。”一邊談及自己對建筑、對文化的領悟，貝聿銘一邊揉捻著賀信的紙邊，一邊笑得親切而童稚，仿佛是個孩子一般。

下面讓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這位偉大的建筑設計師吧。

永遠的中國印記

回溯貝聿銘的職業生涯，這位拒絕教書、創立理論的建筑師是不合潮流的。他把商業和文化兩方面融合得貌似天衣無縫，讓其他建筑師感到了懷疑。他是怎么把商業與建筑藝術成功地結合在一起的呢？

“我想建筑的藝術方面對我來說是天生的，”他一點都不假裝謙虛地說道，“我母親是藝術家、詩人。商業方面則是后天的(他父親是一個銀行家)。出了學校后，我在一家房地產開發公司工作，我在那里學到了建筑的商務方面。如今這兩種工作我都能輕松應對。”

曾經有人問貝聿銘：在美國度過了八十多年后，他還覺得自己是個中國人嗎？“我從來不忘中國，我是中國人。”他立刻回答，“我的家族在那里居住了600年。但我的建筑不管從哪方面來說，都沒有有意識地中國化，我是個西方建筑師。”

一次非凡的中標

美國波士頓·肯尼迪總統圖書館

1964年肯尼迪總統遇刺后，整個美國籠罩在一片哀痛的氣氛中，人們準備建設各種紀念性的建筑，肯尼迪總統圖書館是其中最重要的項目。

眾多的世界建筑大師聚集在肯尼迪家的客廳里，紛紛發表自己的觀點，貝聿銘也提出了自己的創意，只不過他是當中最沒有名氣的一位，所以他認為不太可能被選中，之后便和家人外出度假。

“我記得當時我們一家人正在意大利度假，我住的地方沒有電話，收到了辦公室發來的一封電報，讓我在某時某地接一個電話。那是一個咖啡館，我按照約定的時間到了那，電話鈴響了，我拿起了聽筒，是肯尼迪夫人的顧問他說我入選了。他說總統夫人覺得和我有默契，也很想參與到這個工作里來，希望能和我成為工作伙伴。”當時的情景貝聿銘還記得相當清晰。

杰奎琳·肯尼迪曾說，“他(貝聿銘)非常有前途，就像杰克(肯尼迪總統)一樣，他們同年出生。我想與他共同做出一個壯舉。”

這次非凡的中標，使默默無聞的貝聿銘逐漸成為美國建筑界的熱門人物，并不斷收到更多的設計邀請。

在各種設計理念風云變幻之中，貝聿銘從不刻意追求新穎和前衛。他的設計以一貫的優雅體現著現代建筑的魅力。他用那黑色圓框眼鏡后投射出的堅定目光，孜孜不倦地攀登著一座又一做藝術高峰，

堅定的意志助他完成這個項目

法國巴黎·盧浮宮擴建工程

當法國政府首次邀請貝聿銘前往巴黎時，他六十多歲，正值事業的巔峰期。

貝聿銘三次到盧浮宮考察，發現它雖然龐大但是卻缺少儲存藝術品的足夠空間，人們參觀盧浮宮看不到清楚地標志，要欣賞赫赫有名的蒙娜麗莎，就必須穿過一條條走廊。針對這些現狀，貝聿銘認定改建盧浮宮要把文章做在地底下，將儲藏室和通道建在地底下。

盧浮宮是法國人引以為榮的建筑，他們完全不能接受由一個美籍華人來動他們的心肝寶貝。“當時對于這個項目的批評聲，令我難以獨自承受。”貝聿銘自稱有一段時間心情低落。

當時的法國總統密特朗非常看好貝聿銘的設計方案，他認為這個計劃能夠重現盧浮宮的雄偉，也能確保他本人在法國歷史上的政治地位。

“要讓法國人接受金字塔，他們以為我們打算引進一座埃及金字塔。后來我指出，他們的方尖碑也來自埃及，而且拐角處就有金字塔廣場。然后他們就接受了。不過，盧浮宮金字塔只露出了尖端。你不能在地面上建任何東西，因為它是這樣一個歷史景點，我們別無選擇。”貝聿銘說。

“人應該堅持，不應該隨便放棄自己的原則。當然可以有很多種堅持的方式，很多說服對方的方式。但那并不是說，我的堅持和要求會打折扣，”貝聿銘的堅持終于幫他打贏了這場在法國巴黎心臟部位的戰爭。后來，一張照片記錄了他那時的心境，站在建好的新館金字塔前，露出標志性的貝氏微笑。

建成后的金字塔有著鮮明的時代特征，于過去的輝煌截然分開。古老建筑的三個側翼也終于通過金字塔的內庭重新連成了一體。

1988年3月，為表彰貝聿銘在盧浮宮擴建工程中的卓越表現，密特朗總統在竣工的金字塔內，向貝聿銘授予了法國最為尊貴的榮譽騎士勛章。貝聿銘的杰作不僅成了法國總統政治復蘇的象征，還成了法國的榮耀和驕傲。

重回故土 再現兒時記憶

中國蘇州·蘇州博物館

貝聿銘曾把蘇州博物館比作自己的小女兒，為了她的開館他興奮地睡不著覺。

1999年在接受蘇州市政府的邀請后，他決定要做一個中而新、蘇而新的設計方案。“我當時心里頭一個想法就是要做成灰白墻，灰和白是蘇州的本色。蘇州還一定要有瓦片，屋頂要立體而有變化，用瓦片變戲法。”貝聿銘說起自己的想法滔滔不絕。

在貝聿銘的幼年，他的叔父買下獅子林做自家的祠堂花園，他小時候常在這座以石頭聞名的庭院中穿梭，和兄弟們玩捉迷藏。

獅子林的石頭形狀奇特，凹凸有致，似乎一半是生命一半是石頭。當時的園藝工人都是藝術家、雕塑家。他們看一眼石頭就能找出可塑的地方，然后開始鑿刻。他們會把原來的窟窿做大或鑿些新的窟窿在上面，完全按其天然的形態和長勢。然后將石頭放到湖岸邊，由水波的拍打完成這些作品。通常父輩們將石頭放入水中，由下一代將石頭撈起。這是一種只存在于蘇州當地的技藝，也叫“種石”，從這門技藝里，年幼的貝聿銘發現了時間對于一件藝術作品的重要性，這一發現潛移默化地影響了他以后所有的設計。

“沒有一件優秀的作品是在瞬間完成的，是可以不經歷時間考驗的。無論是建筑還是藝術，它最真正的價值最終都只能交給時間去做評判。時間對我的創作來說至關重要。”

由石頭對時間的認知，驅動著貝聿銘把蘇州博物館外的北墻設計成以壁為紙、以石為繪的石片山水景觀。用石片來仿宋人米芾的“米氏云山”，不能不說是一次有趣的嘗試。要知道，在這之前貝聿銘的很多著名的建筑作品，都是以大石塊為特點。當時一臺升降機把各塊石片上上下下擺弄了一周，才調到了貝律銘心中最完美的樣子。

向父親事業致敬之作

中國香港·香港中銀大廈

貝聿銘有案可查的家世，最早可追溯到明朝中葉，原籍浙江金華府蘭溪縣的蘇州貝蘭堂，在蘇州四富中以中藥材生意著稱。及至貝聿銘的爺爺貝理泰，是中國最早的金融家，父親貝祖詒是中國外匯制度的創始人。

1917年貝聿銘生于廣州，1918年，貝聿銘的父親貝祖詒創立了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當時貝聿銘才1歲。1982年已是花甲之年的貝聿銘，重回少年成長地香港，為了向父親所做的光輝業績致敬，貝聿銘接下了設計中銀大廈的業務。

香港似乎是可以讓貝聿銘得心應手開展業務的地方。香港與貝聿銘本人一樣，把新與舊、東方與西方合成為一體。香港是海外華人網絡的樞紐，也是在文化和地理上通向祖國的大門。

“我屬于那種把幾何性作為設計動力的建筑師，我們必須在幾何學的范圍之外，進行各種變化和組合，這還不是全部，還有空間、光線等很多因素。如果沒有光線，就沒有所謂的形體。太陽光具有神奇的魔力，因為它的變化是如此豐富。”貝聿銘對于建筑幾何學的理解，通過香港中銀大廈得到了最為生動的例證。

在設計上，他讓最高的一根立柱將整個建筑的重量均分到四個角上，甚至可以在每個交匯點通過對角形結構，把負重分散到四周的角度上，由此他取得了一個工程學上的突破。“每個三角形都有一個主梁來承受上面的重力，這種分割會產生許多尖銳的角。我非常喜歡這些切面，因為它們會讓一個高聳的建筑看起來不再死板。當你開車經過時，你會感覺到它是在不斷變化的。”

中銀大廈曾經是亞洲最高的建筑，貝聿銘試圖使中銀大廈的設計近乎純真，一如他童年時的純真，一種結構意識上的純真，進而達到美學上的純真。因為建筑賦予人類尊嚴，建筑是力量的代名詞，它必須要代表“中國人的雄心”。

貝聿銘說，建筑師這個職業讓他學會用眼睛去看，不斷去世界各地旅行，了解、學習不同的歷史文化，不斷在這個高風險、高成本、競爭嚴峻而激烈的行業中，尋找到與特定時間、地點問題最想適宜的設計創意。由此貝聿銘先生的設計作品貫穿了整個現代建筑史，并將一直存活到未來。

我們為有一位這樣的建筑大師而自豪。

祝貝聿銘先生身體健康！

“世界因你而美麗——2016-2017影響世界華人盛典”頒獎禮將于3月31日晚在清華大學華美登場。屆時，聯合主辦機構北京青年報、中國新聞社、明報、鳳凰衛視、鳳凰網、星洲日報、大公報、旺旺中時媒體集團、香港文匯報、世界日報(北美)、亞洲周刊、一點資訊、僑報、歐洲時報的代表將齊聚現場，向獲獎人提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