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兩孩政策是國家為促進人口長遠均衡發展而實施的戰略性政策。政策實施效果和相應的公共服務、資源的配置直接依賴于對新增生育數量的估計。政策實施后，到底有多少人計劃生育第二個孩子？人們想生二孩的原因是什么？不想生二孩考慮的因素又是什么？如何為家庭創造一個“敢生、愿生”的友好環境？為充分了解新政策形勢下家庭的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發展動向，探索家庭生育決策背后的影響機制，筆者所在課題組2016年4月在遼寧、山東、四川、湖北、浙江、廣東6省的12個城市開展了相關調查。

29. 5%已育一孩城市女性有二孩生育計劃

調查數據顯示，盡管城市已育一孩女性中認為理想生育子女數為2個或更多的達到68.3%，自身希望生育子女數為2個或以上的占59.4%，但真正計劃生育第二個孩子的女性僅有29.5%。生育意愿存在年齡差異，年齡越大的女性生育二孩的意愿越低。20—24歲組有超過一半的人計劃生育二孩，25—29歲計劃生育二孩的比例為48.7%，30—34歲為35.7%，35—39歲則大幅度下降至19.3%，40—49歲比例僅為7.8%。當然，各地區也存在較大差異。調查數據顯示，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廣東最高，達44.4%；山東位居第二，為37.4%；排在第三位的是遼寧，為31.7%；浙江、四川分別為29.1%、23.8%；湖北最低，僅為16.8%。

39. 8%被訪女性生育二孩是為孩子有伴

那么，在家庭生育決策中，是什么因素促使女性想生育第二個孩子？從主觀因素看，女性計劃生育第二個孩子考慮最多的還是孩子自身成長和發展，有39.8%的人生二孩為讓孩子有伴；也有接近30%的女性是為實現“人生完整”和“夫妻幸福”。中國家庭的生育決策還有一個特別之處，即生育決策已經跳出了夫妻的小家庭范圍，而成了一個包含父母在內的大家庭的決策。父母輩“抱孫子”、“兒女雙全”、“男孩偏好”等一些觀念在促進二孩生育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有12%的女性表示生育二孩是為了滿足老人心愿。

經濟實力和照料支持是兩個與生育意愿相關的現實性客觀因素。收入越高的家庭有二孩生育計劃的可能性越高。在調查中，有10%的人表示因為家庭經濟條件允許而計劃生第二個孩子。孩子照料是家庭生育決策中考慮的另外一個重要因素，數據顯示，如果預期未來生孩子父母可以提供照料支持，則有二孩生育計劃的可能性也會更高。

在促進二孩生育的因素中，性別偏好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盡管隨著社會的發展，性別平等觀念得到普及，男孩偏好已大幅度弱化，但這個因素對一些家庭仍有一定影響。從調查數據看，一孩是女孩的女性報告將計劃生育第二個孩子的概率更高。研究也發現，當女性表示一孩性別不符合父母（公婆）和配偶預期時，更可能有生育二孩的計劃。可見，性別因素仍然是一些家庭在做生育數量決策時考慮的重要方面。當然，通過實地訪談我們還發現，性別偏好反映的可能并不僅僅是男孩偏好，也有對現實因素的考慮。有女性表示，因為第一個孩子是男孩所以不敢再生，擔心再生一個男孩會加大家庭的經濟壓力。

經濟壓力和照料負擔是不生育二孩的重要因素

數據顯示，在現有一孩的城市女性中，不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較高。那么，她們到底在擔心什么？超過1/3的被訪女性表示“經濟條件不允許”。在越來越重視孩子素質培養的今天，孩子的生育和養育成本不斷攀升。有研究估計，一個普通家庭將孩子養育成人所花費的成本高至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如果送孩子出國留學，成本將更高。同時，隨著城市房價持續上升，處在生育高峰期的青年群體面臨巨大的購房壓力。因此，很多家庭在經濟壓力下表示“生不起”、“不敢生”。

“沒人幫忙照顧孩子”是城市女性報告的不想再生孩子第二大因素。由于我國尚未建立一套完善的公共托幼、撫幼市場服務體系，工作—家庭的平衡是現代家庭特別是女性面臨的難題。目前，絕大多數家庭照料幼兒依賴的是父母。在我們調查的城市已育一孩女性中，超過70%的人的父母幫助照顧過第一個孩子。然而，在生育第二個孩子時，由于其父母年齡和身體健康因素無法提供幫助，導致照料孩子的難題成為女性生育二孩的現實性限制因素。

也有一部分女性從自我發展角度考慮而放棄生育二孩。首先是職業發展，“工作壓力大”、“影響職業發展”是她們擔心的重要因素。同時，由于現代女性也更關注生活質量，因而也擔心生育二孩會降低生活質量。這實際上與目前的社會環境有關：女性一方面參與勞動力市場，可以在工作中與男性競爭，為家庭創造收入；但另一方面社會文化發展非常緩慢，并未適應這種性別角色的變化，傳統家庭分工模式“男主外，女主內”演變成了女性既需要“主外”又需要“主內”的局面，女性仍然是家務勞動、照料子女的主要承擔者。面臨這樣的工作—家庭平衡困境，女性生育的機會成本非常高，為了不影響自我發展和生活質量，女性的生育意愿降低。

建立生育友好型家庭政策支持體系是關鍵

目前，中國的死亡水平處在比較恒定的狀態，生育水平是決定未來人口走勢、塑造未來人口結構和形態的最重要力量。而生育水平的變動趨勢又依賴于人們的生育意愿水平。在當前，有必要依靠國家力量建立一套完善的、系統化的家庭政策支持體系，創造生育友好型環境。

第一，建立健全公共托幼體系，特別是重視0—3歲嬰幼兒照料服務，解決工作—家庭平衡難題。在托幼服務提供模式上，可以引入公共管理的多元共治理念，政府與私營部門合作，利用私營部門的管理技術和資源，建立完善的托幼服務體系。中國目前的幼兒照護仍是依靠父母和女性的“自力更生型”傳統模式，在生活節奏加快、社會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沒有完善的市場托幼服務，夫妻尤其是女性很難同時兼顧事業和家庭，生育的機會成本高，進一步導致女性生育意愿降低。我們的調查也顯示，46%的女性表示提供合適托幼機構能激勵自身生育兩個孩子。由此可見，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嬰幼兒照料服務體系的建立已是當務之急。

第二，家庭政策應納入性別平等視角，公共部門應創造促進社會性別平等的政策環境。縱觀歐洲國家生育率與家庭政策的關系，性別平等程度較低的國家，鼓勵生育的家庭政策作用會大打折扣。因此，工作—家庭平衡并不只是針對女性提出的，而應是夫妻共同承擔的責任。在被訪者中，有45%的女性表示保障就業不受生育影響的政策可以激勵她們生育兩個孩子。此外，因為生育問題，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上遭遇各類顯性、隱性歧視，職業發展也受到一定影響。除了專門立法保護女性不受歧視外，還應重視丈夫的家庭責任，建立完善父母育兒假、丈夫陪產假等制度，促進丈夫更多地參與到家務勞動分工和子女照料中，幫助妻子緩解母親角色和職業女性角色之間的矛盾。

第三，建立一套系統的家庭發展支持政策體系，提高家庭福利水平，增強家庭發展能力。應針對相關問題，建立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家庭發展政策體系，完善生育、撫育、兒童發展、教育等在內的社會保障政策，保障兒童發展。通過稅收優惠、兒童津貼、家庭補貼、住房保障等形式，減輕家庭生養子女的經濟壓力。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　靳永愛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全面兩孩’政策實施后婦女生育水平及其決定因素研究”（16CRK003）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