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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建偉之后下一代科學家在哪兒
人們可以不用追星那樣的方式去追捧潘建偉等科學家,但他們應該成為人們心中的偶像。特別是年輕人,應該向這些人學習,喚起對科學的好奇心。
潘建偉他們現在是中流砥柱,20年之后呢?下一代科學家在哪兒?
——陳凱先
陳凱先,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上海市科協主席。主要從事藥物化學和創新藥物研究。先后承擔國家重大科技專項、中科院創新重大專項、上海市科技攻關等多項國家和地方重大科研項目,并兩次被科技部聘為“973”計劃項目首席科學家。
3月8日下午,與陳凱先約好2:00見面,記者提前1分鐘到達他在北京會議中心的房間。
門敞開著,桌上放著兩杯剛沏好的熱茶,沙發與一把椅子面對面擺好。一旁的電視柜上整齊地分開碼放著兩摞報紙和會議資料,像刀切得一樣,旁邊是一條打好折的藍色帶碎花領帶。進入一樣的委員房間,這里卻像一個巨大磁場一樣,讓人的心不由得靜下來。
“由您陳凱先先生回應《陳凱先之問》作為此次系列報道的結束篇最合適不過了。”記者說道。
“不不,還是應該感謝你和你們報社,為科技界呼吁,你們的文章真的傳遞了正能量!”陳凱先面帶微笑,輕聲細語。
就這樣,在輕聲細語中,針對這個涉及民族未來的并不輕松的話題,陳凱先回應《陳凱先之問》開始了。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上海市科協主席陳凱先
■“愿意和你再次聊聊這個有意義的話題”
話題先回到一年前。
2016年3月14日下午,全國兩會閉幕,回到賓館后陳凱先忙著收拾行李。記者插空采訪了他,時間不長,但談了一個觸摸社會痛點的話題———
記者們在人民大會堂前瘋狂追逐明星委員,卻對委員中的科學家熟視無睹,我們的社會應該如何對待科學和科學家?我們的媒體該如何引導社會的價值追求?
翌日,記者寫的一篇千余字小稿———《陳凱先之問》見報了。
這是一篇讓陳凱先很長一段時間都“不得安生”的稿件。
報道上了微信帖子,一天關注量接近5萬。周圍很多人都知道了,電話、短信和微信蜂擁而至,一夜之間陳凱先成了“網紅”,這是他始料未及的。
在人們眼里,陳凱先一直是儒雅謙遜之人,難怪有人打電話這樣說,“陳院士,這和您的一貫作風大相徑庭啊!”
“贊成者有之,反對者有之,贊成者居多吧!”陳凱先雖然心稍寬慰,但不想受到輿論的困擾,于是給記者打了電話,希望把微信帖子撤下來。
平靜的湖面突然扔進了一顆石子,怎能不泛起漣漪?
帖子撤下了,但媒體的轉載和因這篇千字小文引發的思考在過去一年當中從未停止,有科技界委員甚至將該報道文章放在辦公室電腦的桌面上。
我們這個社會需要怎樣的價值觀?我們該怎樣對待科學、對待科學家?陳凱先之問叩問著社會,叩問著時代。
作為一家主流媒體,全國兩會期間重要的輿論宣傳平臺,《人民政協報》應該承擔起引領社會價值觀導向,營造崇尚科學、尊重科學家的氛圍的使命。
今年兩會,《追問陳凱先之問》系列報道就這樣產生了。
可欄目上會出現陳凱先的名字,要征求他本人意見啊!
“去年已經讓這位科學大腕受了‘驚嚇’,他會不會將記者拒之門外?”記者心里十分擔憂。
3月2日中午,記者畢恭畢敬地給陳凱先發了一個征求意見的短信。他當時沒有回復,一種不祥的感覺在記者心頭涌起。
直到晚上6點多,一團云霧才被陳凱先的一條短信撥開了——
“您好!根據我的接觸,各方面的評價總體上是肯定的,弘揚了正能量。應當謝謝您的主要貢獻和努力。報社領導決定今年推出系列報道,我是贊同的,愿意和你再次聊聊這個有意義的話題。謝謝!”
陳凱先院士回應《陳凱先之問》
■院士張杰遭遇明星張杰
一向謹言慎行的陳凱先打開了話匣子。他沒有直奔主題,先講了一個關于張杰院士的故事。
張杰何許人也?從事強場物理、X射線激光和“快點火”激光核聚變等方面研究的大牛,中科院副院長,原上海交通大學校長,同時還是美國、德國和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人稱“多國院士”。
就是這個大牛張杰幾年前遭遇了一次“尷尬”。
張杰院士一次下飛機出航站樓,見到很多人舉著“張杰”的大牌子“夾道歡迎”他,還高喊著“張杰!張杰!”
這種場景令張杰院士驚詫莫名,一打聽才明了,原來粉絲們是在迎接歌手張杰。當時的同行者覺得巧合有趣,以“歡迎張杰”的牌子為背景,為張杰院士拍了一張照片,也算是科學家幽默一記。
“人們的價值觀多元化了,要尊重個體的意愿。但是我們要清楚這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是什么?我們該倡導什么?”陳凱先的聲音有些低沉。
這讓他想到了前兩天文藝組的討論會上,宋丹丹委員發出的感慨:“那么多年輕人都想做網紅,可誰來真正引領我們社會未來的中堅力量,這是我的擔憂。”
“這應該引起社會的共同關注,我們該對年輕一代傳達些什么?如果不引導年輕人樹立一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將來怎么對國家、對社會作貢獻?……”陳凱先一連串地反問。
去年中國研制的世界首顆量子通信衛星發射成功,標志著我國量子通信技術引領世界。主導該研究的中科院院士潘建偉被稱為“量子通訊之父”、國家英雄。
事實上,在多個科技領域,我國已經接近、達到甚至領先于世界先進水平,涌現了一批像潘建偉一樣的杰出科學家。
陳凱先認為,人們可以不用追星那樣的方式去追捧潘建偉等科學家,但科學家應該成為人們心中的偶像。特別是年輕人,應該向這些人學習,喚起對科學的好奇心。
“潘建偉他們現在是中流砥柱,20年之后呢?下一代科學家在哪兒?”溫和儒雅的陳凱先語氣變得有些激動。
科學的種子要發芽、茁壯成長,必須要有適宜的土壤。社會風氣和氛圍就是孕育科學和科學人才成長的“土壤”。在陳凱先看來,現在這個土壤出了點兒問題。
改革開放30多年來,黨和政府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論斷和戰略決策:“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科教興國”、“創新驅動發展”,把科技創新確定為國家戰略。為了引導科技創新,2000年國務院設立了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但是很多人并沒有因此而記住站在最高國家領導人身旁的獲獎者。
比如中國高溫超導研究奠基人之一的趙忠賢院士,直到他獲得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還有不少媒體記者甚至沒聽說過他的名字,更不用說普通百姓。
“問題主要是社會大環境變了,各種思潮激烈碰撞,主流價值觀被模糊,而輿論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陳凱先回想起他那個年代,雖然經濟落后、條件艱苦,但是社會崇尚科學、尊重科學家的氛圍是濃厚的。
■“我的志向曾經是研究核科學”
上世紀80年代,陳凱先第一次去法國時就參觀了先賢祠,那里有居里夫人像;他還多次專門探訪了居里夫人的實驗室。
這就是偶像的力量。
很小的時候,陳凱先在書本上就知道了居里夫人和許多科學家的故事,從此樹立了當物理學家的夢想。上世紀50年代末,黨和國家提出要制造原子彈,打破帝國主義的封鎖,1962年他毅然報考了復旦大學物理二系(原子能系)。
但他不知道,物理二系下設兩個專業,一個是核物理,另一個是放射化學,他陰差陽錯地被分到了放射化學專業學習。
本該1967年大學畢業的陳凱先,因為“文革”的爆發,畢業時間推到了1968年。由于全國陷于動亂狀態,他和幾位同學一起被分配到化工部系統的單位。
“如果沒有‘文革’,我可能會有機會進入研究核科學的科研隊伍。”陳凱先的言語中有些惋惜。
那是一個國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年代。陳凱先服從分配來到了化工部,先是在安徽軍墾農場參加勞動兩年。1970年,他被分配到了化工部在湖南邵陽建立的中南制藥廠,這個廠主要生產阿司匹林、安乃近等常用解熱鎮痛藥品。
陳凱先開始被安排在離廠2公里外的地方看水泵。但陳凱先沒有放棄自己的科學夢想,他找出《化學專業英語文選》上下兩冊,抓緊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開始自學英語。
后來從事藥品生產。“給苯酚加上氫氧化鈉就生成了苯酚鈉,再通入燒石灰時產生的二氧化碳氣體,苯酚鈉和二氧化碳反應會變為水楊酸鈉,水鹽酸鈉再和醋酸酐反應,就成了乙酰水楊酸鈉,也就是阿司匹林……”陳凱先流利地介紹著阿司匹林的生產程序,讓文科出身的記者緊張得思維斷了片兒。
在藥廠工作了4年之后,他到了湖南醫藥工業研究所,從藥品生產轉到藥物研究。那里有一批專門從事醫藥研究的科技人員,還有一些新中國成立不久從國外回來的老一代科學家,科研氛圍很好。從此,他在藥物研究的世界里勤奮學習和工作,找到了自己新的人生定位。
1978年恢復研究生招考第一年,陳凱先考取了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在導師、著名藥物學家嵇汝運的建議下,他選擇了國際上興起不久的“計算機輔助藥物設計”領域作為主攻方向。
那是一個求知如饑似渴的年代,也是一個崇尚科學和科學家的年代。陳凱先說:“當時讀了徐遲寫的《哥德巴赫猜想》,激動得不得了!”
陳凱先還講到了大數學家華羅庚的故事。華羅庚熱心向青少年學生傳播科學。當時有很多青少年寫信給華羅庚,說他們解決了用圓規和直尺把一個角三等分的難題。華羅庚不得不一次次地解釋,說明三等分一個角是可能的,但單用圓規和直尺三等分一個角則是不可能的,就像人可以到達月亮,但不能步行到達月亮。這個大數學家和青少年熱烈探討數學問題的例子,至今想來還發人深省。
在陳凱先看來,是華羅庚、陳景潤這樣的一大批科學家喚起了社會和青少年對科學探求的熱情。這股熱情催生了尊重科學、崇尚科學家的社會氛圍,在這個“土壤”中孕育出了今天一代又一代的中國科學界的中堅。
■為新藥研發插上“理性設計”的翅膀
陳凱先是國內最早使用計算機的藥學領域科研人員之一。
“上世紀80年代初,一臺計算機的體積可能要占滿整整一間機房。當時用的德國西門子7760計算機是比較先進的,只有軍工部門才有,我們算是借用。”陳凱先笑著說。
不可回避的事實是,因為科技水平落后,包括計算機在內,當時我國絕大多數高科技產品都是進口的。藥學領域同樣如此。我國生產的藥品97%以上都是仿制藥,創新藥基本上都是國外研制的。
從法國留學回國后的陳凱先,選擇了藥物創新研究的一個新領域———計算機輔助藥物分子設計研究。簡單地說,就是為新藥研發尋找一個“理性設計”的工具,打破長期以來藥物研究“盲目篩選”、“隨機發現”的老路。
看到記者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他舉了青霉素和磺胺藥發現的例子。
100多年前,人類在致病細菌面前顯得無能為力。后來,隨著弗萊明通過一個偶然的機會發現了青霉素,一系列抗菌素相繼發明,致病細菌才“屈服了”。
但是過程之艱難讓人難以置信!
因為每一種藥物都有一個化學分子式,但并不是所有化學分子式都能成為有效治病的藥物。最初人們是通過千次、萬次的嘗試和失敗來篩選理想的藥物,猶如大海撈針。
德國藥物學家多馬克就是這個找藥大軍中的一員。
1932年,多馬克經過上千次實驗后發現了一種名為“百浪多息”的化學合成染料可以殺滅鏈球菌,并在女兒感染鏈球菌生命垂危之際冒險試用,終獲成功。后來,法國的巴斯德研究所對百浪多息展開全面研究,最終發現其殺滅鏈球菌的有效結構是磺胺———從此磺胺類抗菌素誕生了。
可這種“長期尋找、偶然得之”的新藥研發方式效率太低了。有些藥物的化學結構稍有變化,對某種疾病的療效就可能喪失,或者從高效變成了低效,當然也可能相反。
“如果通過理論計算建立一個定量的構效關系,不就可以建立新藥研發的‘理論模型’,可以從化學結構上設計新藥了嗎?”陳凱先反問。
30多年來,陳凱先和研究團隊、學生一起,在計算機輔助藥物分子設計研究領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中科院上海藥物研究所“藥物發現與設計中心”已經成為我國該領域的重要研究中心,進入了國際先進的行列;他們發展了一批藥物設計的新技術和新方法,一些經計算機“虛擬篩選”和分子設計發現的新藥進入了臨床研究,在國內外都產生較大影響。陳凱先是我國該領域的開拓者之一。
“興趣是最好的老師,我的專業雖然發生了一些變化,可自始至終我對科學的追求沒有變。”陳凱先謙虛地表示,他希望后繼者有更大突破,也希望更多的年輕人投入到這個領域。
■“現在對科研人才的渴求比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
3月4日下午,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民進、農工黨、九三學社委員時強調,全社會都要關心知識分子、尊重知識分子,營造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的良好社會氛圍。
陳凱先用筆記下了習總書記的這句話。“當時除了備受鼓舞,我也更加堅信你們做這個報道是對的。”陳凱先表示,歷史的經驗表明,對科學、對科學家的態度決定著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高度。
陳凱先談到了德國。
德國從近代一直到二戰之前為什么能夠引領世界科技?因為他們有萊布尼茨、高斯、弗里茨·哈伯、倫琴、馬克思·普朗克、愛因斯坦等眾多享譽世界的科學家。而希特勒上臺后,尊重科學的傳統被狂熱的種族主義取代,大量科學家出走。
而美國對于延攬世界各國科學家十分重視。諾曼底登陸后,美軍以一個傘兵師、兩個裝甲師加上整個第6集團軍的兵力,組成了一支戰斗力極強的作戰部隊。任務只有一個———掩護一支被稱為“阿爾索斯”的諜報隊,去搶奪德國和意大利的大批科學家。
有專家甚至直言,是世界各國的科學家幫美國引領了第三次世界工業革命,并贏得了冷戰。
一些發達國家深知科技重要,形成了崇尚科學、尊重科學家的文化傳統和社會氛圍,這是他們走在國際科技創新前列的重要因素。
“我國在這方面有過教訓。”出生于1945年的陳凱先用自己的見聞反思了對待科學家的態度轉變對中國社會發展帶來的影響。
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以錢學森、華羅庚為代表的一大批老一代科學家相繼回國,為打造我國的工業基礎、推動國防建設和經濟、社會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
那時,無論是黨和政府,還是整個社會,都對科學充滿了渴求,對科學家充滿了尊重。人們不太了解,頂級科學家的月工資甚至比國家主席、總理還要高。
記者從薩蘇寫的《高墻深院里的科學大腕》一書中發現——
上世紀50年代,我國著名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葉企孫的月工資加補貼是460元。當時毛澤東主席的月收入是多少?404.8元!
隨著“文革”的爆發,整個社會秩序亂了,知識分子被稱為“臭老九”,像葉企孫、熊慶來、華羅庚等一大批科學家被打倒,崇尚科學、尊重科學家的氛圍降到冰點。除了國家重點支持的國防領域,民用科技發展幾乎陷入停滯。
直到1978年,全國科技大會的召開,久被壓抑的崇尚科學的熱情像地層深處的石油一樣噴發出來。
“我是1978年‘文革’之后的第一屆研究生。當時感覺科學的春天真的來了。各行各業的知識分子、科研人員都在摩拳擦掌,準備投身到國家建設的洪流中去。”陳凱先說。
馬克思在150多年前就指出:“社會勞動生產力,首先是科學的力量。”鄧小平在上世紀80年代也提出了“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準確判斷。
從那時起,銀河巨型計算機、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的研發、神舟系列飛船和天宮探測器的研制、嫦娥探月工程的實施等等,不止一次地印證了這一判斷。
“在擁有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中國,一旦束縛被解除,科技必將張開騰飛的翅膀。”陳凱先言語中充滿了堅定。
當前,中國正處于轉型期和實現兩個百年目標的關鍵節點。“可以說現在對科研人才的渴求比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陳凱先呼吁,社會各界為營造崇尚科學、尊重科學家的氛圍貢獻力量,尤其是要讓孩子們熱愛科學、崇尚科學,這樣將來才會有更多的人投身科學事業——
等一粒粒種子發芽了,中國科學的又一個春天還會遠嗎?(本網記者 李木元)
編輯:趙彥
關鍵詞:政協委員 陳凱先 陳凱先之問 潘建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