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憲法法院定于對總統樸槿惠彈劾案進行最終宣判。其實無論判決結果如何，樸槿惠都已成為韓國政治歷史上一個悲劇人物。原本，她有希望在韓國開啟一個打上個人烙印的“樸槿惠時代”，可惜這個“時代”還沒開始就結束了。

屢遭重挫、跌宕起伏的人生塑造了樸槿惠堅韌的性格，在父親遇害前代理韓國“第一夫人”的6年塑造了她的國際觀。經過沉浮歷練終于在2012年贏得韓國總統大選后，樸槿惠雖在內政方面表現平淡，“創造經濟”“文化繁榮”等淪為空洞口號，但在外交上卻曾讓人耳目一新，展現出其處理大國因素的能力和對周邊格局的清醒認知。

首先，樸槿惠對“四強外交”重新排序，將此前的“美、日、中、俄”調整為“美、中、日、俄”。在就職演說中談到外交政策時，樸槿惠稱“將與美國、中國、日本、俄羅斯及亞洲和大洋洲等區域內國家增進互信”。事實證明，在隨后的外交實踐中，樸槿惠對中韓關系的重視程度確實也超過韓日關系。這與前任總統李明博“美、日、中、俄”的排序相比轉變頗大。究其原因，盡管與同期日本在歷史問題上后退以及在領土問題上日韓爭執不下緊密相關，但最根本的因素還是樸槿惠有著她自己對亞太格局的客觀分析與認知。

其次，樸槿惠在提升對華關系的同時也實質性提升了韓美同盟，力求促使中美共同支持其對朝政策。韓國國家安全的客觀制約和大國家黨“親美情結”的影響，使樸槿惠上臺后不得不繼續強化韓美同盟，強調韓美兩國曾結下的“血盟”。對樸槿惠來說，取得美國與中國對韓國對朝政策“第三條道路”的支持，可謂其對美與對華平衡外交上的巨大成功。這一時期，中美韓三國在朝鮮半島相關問題上的立場協調也相對一致，這被認為是該時期朝鮮半島局勢基本穩定可控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在韓國最重要的外交議程——對朝關系上，樸槿惠提出別具眼光的“第三條道路”，既區別于李明博政府時期的“強硬政策”，也不同于金大中和盧武鉉政府時期的“陽光政策”，而是在鞏固韓美同盟、加強對朝實質性威懾的前提下，扎實推進韓朝和解進程。金大中、盧武鉉和李明博時期韓國政府對朝戰略的共同特征就是“走極端”，非“軟”即“硬”，事實證明這兩種途徑都有顯而易見的局限性。樸槿惠政府所奉行的對朝“第三條道路”實則是“施壓＋對話”的“雙軌制”外交，剛柔并濟，更為符合朝鮮半島局勢的客觀特點。

如上所述，樸槿惠上臺之初在外交方面的表現，還沒其他韓國總統能做到。正因如此，到2015年為止，雖然韓國國內因“世越”號沉船事件、“總理難產”事件、鄭潤會干政事件等而民意洶洶，但韓國民眾對樸槿惠在外交和安全上的表現仍頗為滿意，還給她起了“政治總統”與“外交總統”的稱號。

不過，樸槿惠接下來的執政軌跡尤其外交方面積累下來的成績沒能維持，一系列戰略誤判以及性格中孤獨、渴求信任的因素，使她功虧一簣。

2016年1月朝鮮第四次核試驗后，樸槿惠的外交政策急速轉向。就當中方在就朝鮮核試以及美韓拋出的“薩德”問題進行評估時，樸槿惠政府和韓國輿論已將責任往中國身上推，這極大損害了中韓互信。在此背景下，樸槿惠一方面全面關閉與朝鮮的溝通渠道、包括開城工業園區，另一方面全面倒向美國。

朝鮮核試以及美國總統大選釋放的“孤立主義”傾向，擾亂了樸槿惠的戰略判斷。從二戰后的歷史看，上世紀50年代和70年代，也曾有過美國不和韓國商議就從韓國撤軍的例子，這在韓國看來無疑是個夢魘。正因如此，樸槿惠政府和美國做了交易——配合“薩德”入韓，以換取不被“拋棄”。樸槿惠政府不是不知道此舉在技術層面對韓國的安全保護并無實際效果，只是希望以此將國家安全寄托到美國的保護上，而犧牲的則是中國利益與中韓友好關系。

隨著“親信門”事件持續發酵，樸槿惠政府的內憂外患一同爆發。樸槿惠性格的缺陷以及混淆家事和國事的荒唐行為，使其在國內遭遇嚴重危機。拒認丑聞以及在國內反對聲音高漲時仍強推“薩德”入韓，這些也讓樸槿惠性格中的堅毅變成了固執己見。

當選總統之初的外交表現，原本可以成為樸槿惠可圈可點的政治遺產，甚至使她向著成為一位偉大的韓國總統穩步邁進。但她后來出現反復，甚至開始反對曾經堅持、也是正確的事，不能不說十分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