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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兩會 委員情牽教育熱點問題

2017年03月02日 11:41 | 作者:陳亞聰 | 來源:人民政協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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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沉下去,農村教育仍須關注!”
人民政協網北京3月2日電(陳亞聰)記者采訪時,全國政協委員、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章義和說,自己正在認真梳理調研成果。

1月19日,年根,上海市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閉幕的第二天,章義和匆匆踏上趕往浙江山區的火車,直到1月25日(農歷臘月二十八)才返回上海。

這次調研是章義和為本次全國兩會提案所做的準備之一。繼前些年關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等職業教育、隨遷農民工子女教育等問題后,他把目光投射到農村基礎教育上。這個主題,是他思量很久之后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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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教育是精準扶貧的重要切入口,改善農村教育是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重要途徑,鄉村教師的質量則直接影響這一效果。我出生在農村,對此深有體會。”幾年前,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曾組織委員到老少邊窮島地區調研師資情況,引起相關部門的重視。2015年,國務院出臺《鄉村教師支持計劃(2015—2020年)》,農村教育迎來新的發展機遇。“政策對路是一方面,但關鍵得看落實。”為了解相關政策在地方的落實情況,章義和委托甘肅、云南的朋友或學生搜集資料,自己則跑到浙江南部的山區學校了解農村師資的真實情況。

一周時間里,在幾位中小學校長的幫助下,章義和幾乎走遍了3個縣發展情況最好和最差的學校。這次調研,章義和有機會聽到很多教育一線的聲音。一位校長誠懇地告訴他,山區學校的校長責任大,很不好當,既渴望能力強的老師在農村學校多工作幾年,最好是扎根農村,可是看著老師們發展空間狹窄、收入少、地位低,有時連娶媳婦都很困難,又心有不忍,真是矛盾啊。有的老師說,工資常常跟職稱掛鉤,可鄉村老師哪個有能力撰寫和發表學術論文?還有的校長祈求,“相關部門動不動就搞檢查,弄評比,被三四十個‘婆婆’管著,老師沒法靜心做事,能不能多留些時間讓我們用于教學”……

“調研和不調研對問題的理解的確不同。”隨著調研的深入,章義和發現,大多數農村校長根本不知道《鄉村教師支持計劃(2015—2020年)》,他于是將調研方向擴展為:農村教師來源、代課比例、穩定情況以及農村學校音體美等科目的開展情況。結果,他發現,“農村教育存在的問題太多,細細說,一天也說不完”。比如,山區學校近幾年硬件條件發展很好,幾乎很小的學校都有塑膠跑道,可是體育課沒法很好地開展,沒有專業師資,體育課就成了老師帶小朋友們玩。再比如,因為并校撤點,很多學校變成寄宿制,老師也不得不拋下自己城里的家,跟著“寄宿”,壓力很大,“很難堅持下去啊”。現在有很多社會組織關心教育,假期派人到農村開展短期支教,看起來是好事,可實際上打亂了當地的教育秩序。“如果真心想扶助農村教育,可以,先堅守三年再說,起碼干上一年,不要待上半月甚至一周就跑掉了。”

憂慮之余,此番調研也帶給章義和許多感動,讓他看到農村教育未來的希望。幾乎每到一所學校,章義和都能見到優秀的校長及教師——盡管遇到重重困難,他們仍在堅守,眼中仍葆有真誠和對農村教育熾熱的愛。“我下去時是寒假,快要過年了,我們所聯系的校長和老師,放下自己的事情,不辭辛苦趕來參加座談會和實地踏訪。有的老師從幾十公里外開著助動車趕來,當天還要回去。看到這些,我心里熱乎乎的。他們才是農村教育的脊梁啊!”

面對這些期待的眼光,章義和越發覺得自己有“義務”傳遞這些農村教育工作者的心聲,讓更多人了解、關注這個群體。為此,在即將到來的全國兩會上,章義和將提交三份提案,重點關注山區基礎教育師資隊伍建設問題,對農村教師業務培訓的實效性、農村學校音體美教育的建議。

“我們的國家發展很快,教育改革的步子也不慢,政策制定者應及時深入調研,保證政策制定與實際情況有一個良好的互動。”章義和說,希望地方領導要高度重視教育,提高農村教師福利待遇,給予教師尊嚴感、幸福感,吸引優秀的人才長期留下來。此外,章義和建議,農村教師實際上也是鄉村文化的建設者和重塑者,農村學校發展與鄉村文化建設應該結合在一起,這樣做有利于農村教師獲得家長和孩子的擁護,樹立威信,從而增強自信和成就感。“精神與物質雙方面入手,才能真正維持農村教師隊伍的穩定,進而推動農村教育的發展。”

政協委員高度關注“校園欺凌”

近年來,校園欺凌事件頻發,且逐漸呈現出低齡化趨勢,嚴重影響著青少年的健康成長。國務院、教育部等相繼出臺辦法,各地方也出臺文件予以防范,但問題仍然堪憂。兩會將至,多位全國政協委員表示,青少年時代是一個人核心價值觀形成的關鍵時期,校園欺凌會嚴重影響青少年身心健康,亟須高度關注。

新聞背景:

最高檢數說“校園欺凌”

2016年12月28日,最高檢新聞發布會通報了2016年1至11月全國檢察機關辦理中小學生校園欺凌和暴力情況:全國檢察機關共受理提請批準逮捕的校園涉嫌欺凌和暴力犯罪案件1881件,批準逮捕1114件,不批準逮捕759件,受理移送審查起訴3697件,起訴2337件,不起訴50件。

據最高檢未檢辦副主任史衛忠介紹,校園欺凌和暴力行為違法與犯罪交織,情況較為復雜。從檢察機關辦理的案件情況來看,類似事件存在著3個特點。第一,涉案罪名相對集中。如廣東檢察機關2013年至2015年受理移送審查起訴校園暴力案件共510件,故意傷害、尋釁滋事、搶劫、聚眾斗毆四類案件分別占總數的37.68%、7.25%、38.41%、5.80%。第二,在涉案主體方面,中學生在涉罪未成年人中占比較高。仍以廣東為例,案件涉罪未成年人915人,男性占99%,被告人14至15周歲占21%,16至18周歲占49%。其中,以男性為主,女性中學生涉及聚眾暴力傷害犯罪成為新的增長點,需引起重視。第三,作案手法上,作案動機的簡單性和突發性明顯,拉幫結派、恃強凌弱現象較為突出。以陜西西安臨潼區檢察院所辦案件為例,因碰撞、口角、玩笑,甚至眼神、微小日常摩擦事件引起的糾紛占48.6%,經濟、感情糾紛占37.5%。

實際上,更多校園欺凌事件并未進入司法程序,這類現象遠比“數據”顯示的嚴重,亟須關注。

全國政協委員、河北師范大學副校長王長華: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及《治安管理處罰法》中均有對18周歲以下犯罪的人從輕處罰的類似條文。這一初衷是最大限度保護未成年人,但在實踐中,已滿14、不滿16周歲的中學生實施輕傷害等犯罪時有發生,不滿14周歲的兒童故意殺人事件也有發生,由此導致,對不滿14周歲的故意殺人、已滿14不滿16周歲的青少年輕傷害的行為難以追究刑事責任,甚至不能進行治安拘留處罰,相當一部分校園暴力事件只能由教育機構內部處理。

針對此,我希望對8種嚴重犯罪的——“殺人、爆炸、搶劫、綁架、強奸、傷害、縱火、投毒”,可以考慮將刑事責任能力年齡降低到12-14歲,并且對于從輕、減輕或免除情節要嚴格限制,以真正樹立起此年齡段人員對“法律”的敬畏,對“生命”的敬畏。同時,父母沒有盡到監護職責的,應給予法律追究。如父母除承擔民事賠償責任之外,還可以考慮對父母實行“罰金”等刑事處罰,以警示父母的監護教育責任。

對于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應該考慮一律送專門學校或工讀學校予以教育矯治,不能放任自流。根據我國《刑法》規定,因不滿16周歲不予刑事處罰的,責令其家長或者監護人加以管教;必要時,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養。但何謂“必要時”,以及家長應如何管教,則并不明確。同時,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規定,對于在學校接受教育的有嚴重不良行為的未成年學生,無力管教或者管教無效的,可以按照有關規定將其送專門學校(即工讀學校)接受矯治和教育。由于該措施非法定強制性措施,而是由監護人或原所在學校提出申請,加之當前工讀學校的數量正逐步減少,因此,實際走進工讀學校的“問題少年”有限。目前迫切需要落實和完善刑法、未成年人犯罪預防法中規定的收容教養、工讀教育等制度,明確實施細則,加大對相關矯治場所的資金、人員投入,用足用好我國已有的制度資源。

此外,還應修訂《刑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等法律的相關條款,增加“防治中小學生欺凌和暴力”等內容,適度降低校園欺凌或者校園暴力事件肇事者的刑事責任年齡起點,使中小學生明確并承擔欺凌與暴力的相應法律責任。針對校方,則建議采用無過錯責任的歸責原則,嚴格規定免責事由,讓學校承擔更多的責任,這樣就能督促學校把安全問題放心上,減少校園暴力事件的發生。

全國政協委員、南京師范大學副校長朱曉進:

我想,對校園暴力犯罪加大打擊力度的同時,要建立健全相關機制,強化社會管理,推動家庭、學校、社會的資源整合,形成合力,破解校園暴力高發難題。

學校應當加強管理制度的建設,包括對學生的評價體系構建,除了學習成績,還應將日常表現、道德素養等綜合因素納入考評體系。按照教育部《全國教育系統開展法制宣傳教育的第七個五年規劃》的要求,積極開展法治課堂評比等校園活動,配置專門的法治課堂,并聘請專職或兼職的師資力量保障教育效果,推進法治教育的規范化、系統化。教育主管部門應完善對學校的考評機制,嚴格考察法治教育效果,對法治教育不到位導致學生產生違法行為的,在績效考核中應當實行一票否決制。

司法機關應加大對老師性侵學生犯罪懲處力度,同時,教育主管部門應當從教育、監管、考核等方面加強對教師隊伍的管理。要經常組織教師開展常態化的法制教育和師德教育,制定教師行為規范,并將其納入教師工作考核,將道德品質存有問題的教師及時清除出教師隊伍。

相關職能部門應開展綠色網絡一體化建設,通過技術手段屏蔽或刪除含有暴力色情文化相關內容的信息,有效控制中小學生的網絡使用狀態。同時,鼓勵技術部門開發適合中小學生的趣味性高、吸引力強的綠色網絡產品。

通過健全警校聯動機制,建立涉校案件通報機制,組織學校保衛人員、德育主任接受校園暴力事件處理機制及法律培訓,幫助學校建章立制,規范管理工作,提高學校依法治校水平。強化家庭的監護主體責任,外出務工家庭不得讓不滿16周歲兒童脫離監護單獨居住生活。同時,暢通家庭和學校的信息互通渠道,全面了解學生的綜合表現情況,對重點學生通過家庭和學校兩方面途徑進行教育管理;社區可實施家長社區培訓制,把家長學校和社區文化建設關聯起來,邀請社會工作者,教育專家,傳授先進教育理念,對部分父母外出務工的留守少年應加強關愛,對少數問題少年(具有暴力傾向的女生和職高學生),要落實好具體的幫教措施。只有學校、家庭和社區各司其職,加強聯動協作,多方治理,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鏈接:

●2016年11月,教育部聯合中央綜治辦、公安部等8部門印發《關于防治中小學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導意見》,要求各部門積極預防學生欺凌和暴力。如嚴格學校日常安全管理,建立早期預警、事中處理及事后干預等機制;強化學校周邊綜合治理,對中小學生欺凌和暴力問題突出的地區和單位,通過通報、約談、掛牌督辦、一票否決權制等方式進行綜治領導責任督導和追究。

●2016年12月,國務院教育督導委員會辦公室印發《中小學(幼兒園)安全工作專項督導暫行辦法》,明確提出將重點督查治理檢查校園欺凌和暴力行為。

●2017年2月,陜西省市委、市政府辦公廳聯合印發《西寧市防治中小學生校園欺凌和校園暴力十項措施》,成立防治中小學校園欺凌和校園暴力工作領導小組,明確了教育、公安等成員單位的職責,積極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保障青少年學生健康快樂成長,確保校園和諧穩定。

“學校可成為禁毒的有力幫手”
劉慕仁

“青少年濫用毒品、吸毒人群低齡化的問題有愈演愈烈的趨勢。而以教育行政部門為主導的毒品預防宣傳教育體系尚未形成,禁毒宣傳教育尚未達到預期效果。”去年四月份,跟隨全國政協專題調研組調研“推進禁毒工作社會化”時,當地分管禁毒工作的副省長的這句話讓我震驚。

調研期間,除了深入社區、農村和學校、醫院等實地調研了解情況,調研組還在所到的省區市均召開了座談會,聽取禁毒工作的情況介紹及委員對推進工作的意見建議。我長期在學校工作,自認為對學校的情況還是比較了解的,總感覺毒品距離學校很遠。可當聽到、看到一些情況時,我驚訝萬分。

在即將召開的全國兩會上,我希望能在更深入地了解情況的基礎上,通過提案的方式,為推動這項工作在學校中的順利開展作出努力。

青少年如果沾上毒品,形成了毒癮,往往就毀了孩子的一生。青少年好奇心強、自律性不強,如果宣傳教育不到位、毒品管控不好,就很容易因好奇沾上毒品,給自己、家庭和社會帶來嚴重的危害。反觀學校的各項教育工作,我們感到很多學校在加大禁毒宣傳教育工作方面,確實存在對禁毒情況了解少、思想認識不到位、宣傳教育針對性不強、工作措施不給力等問題。

我意識到,確保“校園無毒品、學生不涉毒”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如何在學校中開展禁毒宣傳教育工作,使廣大的青少年認識毒品的危害性,增強防毒、拒毒意識和能力,引起了我的思考。

我想,教育工作者要將禁毒宣傳教育作為大、中、小學素質教育的一項重要內容,建立針對不同階段青少年心理特點和認知能力的學校禁毒教育體系;認真組織開展課內外、校內外禁毒宣傳教育活動,有效地落實教學計劃、課時和教材。同時,加大對學校師資隊伍培訓,特別是要培訓中小學的分管副校長;要將禁毒宣傳教育工作納入學校的考核內容,落實責任追究制度,開展“毒品預防教育示范學校”創建活動。

調研時,我們與某社區的女子幫教隊進行了座談交流。在交流和考察中,我們了解到,這支2005年自發組織成長起來的女子幫教隊,成立之初只有8個人,現在已經發展到32人。她們通過結對幫扶、上門家訪、到戒毒所面對面幫教、幫助涉毒人員找工作和解決生活困難等方式開展禁毒幫教活動,成功幫教刑釋解教及涉毒人員33人。基于此,我想,在學校我們也要建立校園涉毒人員數據登記和幫教制度,要對學生開展吸毒情況監測工作,摸清在校學生涉毒人數,分析原因并制定幫教措施,建立心理干預和幫教服務隊伍,為涉毒學生提供心理服務,防止簡單地把涉毒學生開除或轉學的“踢皮球”行為。當然,也要開展和參與多種形式的毒品預防教育工作。

(作者系全國政協常委、廣西社會主義學院院長)

劉月寧委員將持續推動“中國音樂國際教育與文化傳播”

今年兩會,全國政協委員、中央音樂學院教授劉月寧的提案毫無例外地再次聚焦“中國音樂國際教育與文化傳播”,這已是她在全國兩會上為中國音樂文化“走出去”奔走的第五個年頭。

2013年第一次履職參加兩會,劉月寧就提出關于“設立海外傳播專項藝術基金”的建議。隨后,她就音樂人才相關問題不斷提案,比如建議鼓勵留學人員在中國音樂國際教育與文化傳播事業中發揮積極作用,建立“體制內—體制外”的暢通人才流動渠道,同時,拓寬來華獎學金資助的專業范疇,鼓勵更多外國人來華學習中國音樂文化等。“別的領域我不熟悉,這是我的專業領域,有發言權,所以我就‘死磕’,持續推動,相信總會有水到渠成那一天。”劉月寧說自己不想把精力分散,要成系統、持續性關注一些想做、能做的事兒。

此次兩會,她決定繼續為“中國音樂國際教育與文化傳播”這棵大樹增添新的枝葉。

2016年,劉月寧入選中國表演藝術界首位“富布賴特”學者,在美研修期間她發現音樂是促進中美外交關系最好的橋梁。為此,她踐行“尊重分享,雙向交流;融合中外,和而不同;面向青少年,致力世界未來”的理念,在美國組建“新絲路探索者”樂隊,讓中美青年通過音樂交流增強了解。

“很多美國朋友喜歡中國音樂,還主動向周圍人傳播中國音樂。”基于研修帶給自己的靈感,劉月寧決定在孔子學院總部支持和學院的指導下組織“理解中國”高訪團,邀請教育、文化等領域有影響力的官員、專家到中國,親身感受、認知中國。此外,還將延續3年的國際音樂夏令營進一步推展為“國際音樂學校”,邀請更多來自5大洲的師生學習中國音樂、體驗民俗文化。隨后,組建多個樂隊,讓外國學子再回國之后仍可以繼續借助音樂傳播中國文化。“我們自己要講好中國故事,也要感染外國友人講好中國故事。他們自己講,更有說服力。”劉月寧表示,音樂應該成為一座橋梁,帶領更多人了解中國文化,傳播中國文化。在這方面她希望國家可以提供更多支持,如增設相關專項資金,為中外音樂人才創造交流平臺,激勵中外青年共同用中國音樂講好中國故事。

一線來信呼吁關注教師職稱評定

兩會在即,河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一線教師來信呼吁取消職稱評定。“職稱評定熬死你,績效工資氣死你”,這句話已成為教師群體中的“流行語”。目前,職稱評定需要優質課、課題研究、各種榮譽等條件。但事實是,真正在一線教書的教師大多都得不到這些榮譽。高級職稱少之又少,且與績效掛鉤。同時,評職稱的標準也不固定,滋生了校園腐敗。有的教師在等待中熬白了頭,工資待遇也相差很多。她希望國家研究政策,取消職稱評定,給廣大一線教師一個公平公正的育人環境。

對這個問題,一線教育局領導也有困惑:職稱評定僧多粥少,且與待遇掛鉤,確實競爭激烈。而一旦評上高級職稱,很多老師便開始松懈,領導們又奈何他不得?所以,亟須研究。

也有一線教育人對此開出了藥方。人大附中特級教師肖遠騎提出兩個建議:首先,修改現行的教師工資制度。一是仿照公務員職級晉升制度,規定在某個職級工作滿一定年限,可享受高一級待遇,這樣既解決了職稱指標少,又解決了待遇低的問題;二是逐年增加教師的教齡工資,如每年50元為基數,可逐年增加,上不封頂,以達到鼓勵教師終生從教;三是鼓勵年輕教師、優秀教師在完成基本工作任務外,在本校多教多酬,以解決優秀教師資源不足的矛盾。其次,建議各級政府盤活優質教育資源的存量。如優秀教師在同一區域可以流動,名校的實驗室可以有步驟輻射服務到周邊薄弱學校,推進教育公平的步伐。編后:

伴隨著質量提高的需要、教育小班化的推進和二孩政策的實施,從學前教育到小學階段,很多地方驚呼,遑論質量,一線師資數量緊缺!于是,很多地方都在想方設法擴大師資來源,有的甚至采取先讓教師上崗再考教師資格證的應急做法。但有限的教師怎么用好也頗值得關注。兩會在即,幾位城鄉一線教育人來信,反映在教育實踐中職稱評定和績效工資的問題。本刊認為,所反映問題有一定代表性,特予以刊發,請委員們關注。

編輯:劉小源

關鍵詞:農村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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