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人們越來越關注經濟發展質量、效益和競爭力，相對來說對速度的強調就沒有那么多了，只是講中高速增長。筆者想就如何把中央的很多關于質量、效益的表述，變成經濟學家能夠研究的內容方面，強調幾個重點。

首先，經濟增長確實有質量，它應該是沒有水分的。這個水分，不是指數字對不對、準不準，而是指這個增長不能以犧牲資源環境、生態、生產安全為代價。第二，有質量的增長是潛在增長率提高帶來的增長，而不是靠政策刺激帶來的增長。第三，有質量的增長是產業結構調整中的增長，但產業結構調整是以生產率的提高為導向的。第四，有質量的增長是指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而不是傳統動能延續帶來的增長。

需要提的一點是，這幾年我們的觀察，從數據看，其實環境是在改善的。但我們感受到，空氣質量和經濟活動實際上形成了一個替代關系。當工業產出下降的時候，空氣質量會改善，反過來也是一樣。去年下半年我們就看到了這樣一種情況，以至于說現在有了所謂的霧霾經濟學，人們開始爭論是要速度還是要環境質量。其實我們在經濟發展方式沒有根本轉變的時候，這個替代關系是存在的，關鍵是要找到新的經濟增長方式，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另外，我們現在講產業結構調整，確實取得了一些新進展。比如三產的比重在提高，但這并不是按照經濟學的演進原則來描述的。為什么我們要進行產業結構調整？是因為資源從生產效率較低的部門轉向生產效率更高的部門，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產業結構的調整不應該按一二三四這個數字的順序來，而是應該按照勞動生產率來。第二產業的勞動生產率是高于第三產業的，因此不能簡單提出要把第二產業轉到第三產業上去。特別是根據韓國、日本的經驗，他們以第二產業制造業的萎縮來換取第三產業的比重提高，這實際導致了很多后續的矛盾，所以產業結構調整需要遵循勞動生產率原則。

再一個標準，經濟增長提高是靠提高潛在增長率，而不是超越潛在增長率。我們估算了每個時期的潛在增長率，同時用實際增長率減去潛在增長率，得出一個增長缺口。增長速度不如增長能力時，你就得出一個負缺口，就在零以下。我們歷史上有負缺口，那就意味著沒有充分利用潛在增長能力，因此你可以刺激，讓它回到原來的發展水平上。

按照這個規律，現在如果我們的潛在增長率還是10%左右，我們實際增長速度已經是六點幾、七這個水平，很自然就有一個負的增長缺口，你會想到要刺激，讓它回到原來的發展水平上，這就意味著追求一個V字形的復蘇。我們測算的結果是，潛在增長率從2010年開始下降，而且逐年下降，如果用真正的增長率和潛在增長率去比較，實際是沒有增長負缺口的，所以我們不能刺激經濟超越潛在增長率。但是反過來，潛在增長率本身是可以提高的，提高從哪來呢？當然應是供給側。

供給側最重要的一條是全要素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在這個發展階段上是下降的，而且按理論預期來說，也應該是下降的。第一，資源重新配置效率的空間實際在縮小。第二，技術差距在縮小，后發優勢在下降，導致全要素生產率在最需要加快提高的時候增長速度放緩。但是按照內生增長理論來說，我們的人力資本還在改善，正在推行創新創業，讓很多新企業進入，讓很多企業死亡，去年是一天增加1.5萬個新企業，其中有30%的企業在一年之內又死去了。新增和死去其實都是創造性破壞，都是有利于勞動生產率提高的。但是事實上大家也知道，內生經濟增長很難用數據來檢驗，最后我們發現，實際上符合邏輯的占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還是在擴大的。

但是也有問題。第一，在人力資本方面，新增長勞動力已經是負的了，人力資本的改善一定是放慢的，因此貢獻在縮小。而由于過度依賴財政刺激，因此資本貢獻不可持續。

從日本的經驗來看，它的勞動生產率構成，90%多來自于資本勞動比的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是負的，因此它的增長也是停滯的。因此，按照中央講三個提高，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潛在生產率的邏輯，歸根到底，可持續的提高勞動生產率最好的辦法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中期、長期我們要提高人力資本，提高資本勞動比，實際是有限度的。

至于政策結論，第一，雖然現在不以GDP論英雄了，但可以考慮用有沒有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一些指標來一票否決。第二，經濟增長速度既要設下限，也應該設上限，上限的含義就是不要人為刺激以超過潛在增長能力。第三，產業結構調整要遵循生產力原則。第四，推進改革，繼續增加投入，逐漸向創新發展。

（作者系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本文為其在“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7年年會”上的發言，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