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句話同樣適用于盧浮宮。的確，要領略盧浮宮博物館40萬件展品何止千般路徑？然而，被《蒙娜麗莎》《米洛的維納斯》和《薩莫特拉斯的勝利女神》吸引著的參觀者們往往忽略一個事實：盧浮宮并非生而即是博物館。

作為堡壘、作為王宮、作為法國藝術肇興之地的盧浮宮，其歷史之豐富之復雜毫不遜色于琳瑯的館藏，但即便最地道的巴黎人，也未必能清楚道出這座位于塞納河右岸的既古老又現代建筑的前世今生。不過，遠在北京的人們，卻有了機會可以“走進”那宮墻背后的八個世紀——就在這段時間，在中國國家博物館，正在舉辦《盧浮宮的創想——盧浮宮與館藏珍品見證法國歷史八百年》展覽。

法國歷史蔓生出的盧浮宮

《盧浮宮的創想》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專題展覽，因為它并不專注于某一時期、某一事件、某一人物、某一藝術流派，而是通過盧浮宮博物館八個藏品部門的126件具有代表性的展品，再現世界最大博物館的產生與發展過程，以及早在作為博物館之前，這座建筑的功能演變，從而揭示盧浮宮與法國歷史相互糾纏、互為參照的復雜關系。展覽最終回答了這樣一個問題：盧浮宮對于人類歷史的意義是什么。

展覽選擇從20世紀80年代密特朗總統時期完成的“大盧浮宮”計劃為切入點。這一改擴建工程對于盧浮宮的建設、發展有著承上啟下的作用：一方面，盧浮宮博物館完成了現代化改造；另一方面，塵封于地下的中世紀盧浮堡壘也逐漸進入人們的視野。而后，展覽以時間為序，通過兩條線索平行推進：一為盧浮宮建筑的演變；二是盧浮宮博物館藏品的形成與豐富。

從建筑的角度，12幅《盧浮宮及其附近街區俯瞰模型》清楚地再現了盧浮宮從12世紀末至20世紀80年代的變化：1190年，腓力二世在巴黎城邊建立了盧浮堡壘；14世紀查理五世統治期間，盧浮堡壘卸去防御功能成為王室宮殿；文藝復興時期，亨利四世提出“大盧浮宮”計劃——將盧浮宮與不遠處的杜伊勒里宮聯為一體。宏偉的工程雖因亨利四世被刺身亡而擱置，但這個夢想卻為后世列位君主所繼承，直至19世紀中期拿破侖三世時期最終實現。而作為王宮的盧浮宮，也在歷代君主的悉心裝點之下，成為數百年歐洲建筑藝術精粹的集中體現。

從藏品的角度，作為王室珍品的收藏所在，在漫長歲月中，盧浮宮為未來的博物館奠定了豐富的藏品基礎。這其中必須提到法國偉大的君主太陽王路易十四和拿破侖一世。前者熱衷藝術與美，他引以為傲的珍玩、油畫、版畫收藏室，在日后成為盧浮宮博物館工藝品部、油畫部和素描版畫部的雛形。本次展覽第二單元中并排展示的三幅來自委羅內塞、普桑和魯本斯的油畫，就分別代表了路易十四油畫收藏的三個繪畫流派，即意大利畫派、法國畫派和北方畫派。路易十四還在盧浮宮中建立了皇家繪畫和雕塑學院，并在遷居凡爾賽宮后，將盧浮宮完全留給了學院，使之在事實上成為法國藝術創作和展示中心。

拿破侖對盧浮宮館藏的貢獻更為顯著。正是這只稱霸歐洲的“雄鷹”，將全歐洲的藝術精品甚至埃及的珍貴文物，都匯聚到當時的拿破侖博物館（盧浮宮博物館前身），使之成為世界最大的博物館。那件任何參觀者都不想錯過的奧古斯都皇帝玉石雕像，就是拿破侖從教皇手中得來的古代藝術品之一。當然，對拿破侖來說，其意義并不在于寶石的珍貴，當我們將之與他在杜伊勒里宮的圓形地毯對比時，會發現很多相似之處，從而理解拿破侖借古喻今、效仿古羅馬帝國一統歐洲的決心。隨著拿破侖二次兵敗，掠奪之物被迫返還各國，博物館的空前勝景便只如曇花一現。憑借武力直接獲得藏品就此結束，此后的當權者通過購買、考古挖掘、私人捐贈等手段，繼續豐富著盧浮宮的館藏，直至今天。

博物館的歷史與館藏同樣重要

如果說盧浮宮是世界博物館發展史的活標本，一點也不夸張。這座建筑如此完整、系統地保留著國家政權與文化、與博物館之間關系發展演變的所有細節，重溫這個歷程格外有趣。

盧浮宮的歷史是藝術對政權既依賴、又抗爭的共生過程。如上所述，路易十四將王宮讓給了皇家繪畫和雕塑學院的藝術家們，并將自己的部分藏品送給學院，作為藝術創作的教材，從而奠定了盧浮宮作為法國文化中心的地位。學院代表了君主貴族的審美，為政權服務。而在“啟蒙思想”影響下，百科全書派則倡導自由、民主，他們一方面反對學院派對藝術思想的禁錮，另一方面要求王室珍藏為全體公民共享。博物館正是這種理念的直接產物。

盡管在路易十五時期，國王已經考慮建立博物館，將王室藏品定期向公眾展示，但最終完成這一使命的卻是將君主制埋葬的“法國大革命”。從路易十八開始的很長一段時間里，盧浮宮都是國家元首、國家中樞機構和博物館共處的所在。直至上世紀80年代“大盧浮宮”擴建工程時期，為將長期在盧浮宮辦公的財政部等行政機構遷出盧浮宮、使盧浮宮完全為博物館所有，時任文化部長雅克·朗在密特朗總統的支持下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

數百年歷史沉淀造就了“包羅萬象”的盧浮宮館藏。正如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今天的盧浮宮博物館也非一夕之功。從最初的王室收藏，到大革命時期對王室、貴族、教士階層財產的查沒充公；從拿破侖一世通過武力征服，到自歐洲各國獲得的藝術戰利品；從19世紀開始法國在世界各地開展的規模不一的考古挖掘所得，到拿破侖博物館被迫退還藏品、不得不由國家重新出資贖買，直至今天仍在盧浮宮豐富館藏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的私人捐贈，以及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實施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藝術品捐贈抵稅”政策……正是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方才有盧浮宮今天的館藏規模。

也正因如此，盧浮宮的藏品注定具有綜合性與復雜性。以至于在其中的“亞洲部分”已經進入吉美亞洲藝術博物館，“1848年以后的藝術品”分別成為奧賽美術館和蓬皮杜現代藝術中心藏品核心的情況下，“包羅萬象”（universalité）仍然是盧浮宮區別于其他博物館最重要的標簽，也是盧浮宮走向世界的通行證。

博物館是保存歷史、傳承歷史、講述歷史的地方。《盧浮宮的創想》讓我們看到了一座收藏歷史的博物館自己的歷史。誠然，盧浮宮本身往往被其藏品所代表的絢爛文明的光芒所掩蓋，但必須承認，盧浮宮自身就是一件令人無法忽視的活的藝術杰作。

不妨設想，這些藏品若是被放在一個寬敞的庫房，我們是否還會有步入藝術神殿朝圣般的感覺？直至今日，如同一位拒絕老去的婦人，盧浮宮依舊通過與當代藝術家的合作，不斷改變著、鮮艷著自己的容顏，使之始終浸潤在時代的氣息里。思及此處，尤其耐人尋味——當我們定義博物館使命之時，是否還應將其單純看作文物收藏、保管、展示的場所？若如此，那么博物館自己的歷史呢？如果每件藏品都為自己的時代代言，那么博物館不正應是一個城市、一個國家甚至人類歷史的見證嗎？

如果說每個展覽都會給我們一些啟迪，那么《盧浮宮的創想》則格外特殊，因為在這里沒有哪件展品比其他更為重要，無論是考古出土的陶片，還是布歇、大衛、德拉克魯瓦的名作，他們都平等地服務于同一個主題——盧浮宮的歷史。法方策展人帕斯卡·托雷斯曾婉言拒絕為展覽做網絡直播講解，他的話令人記憶猶新，“我不愿意讓我的觀點對觀眾產生影響，因為這個展覽中，每個人都可以有屬于自己的打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