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曾說：“我雖不敢說趣味便是生活，但敢說沒趣便不成生活。”委實是精辟之論。梁啟超是“趣味主義”美術思想的提出者和引領者。梁啟超在1922年的一篇關于《美術與生活》的演講中，談到了“生活與趣味”和“美術與美”的關系問題。他認為，美和美術之來源，一定與趣味有關，而趣味則一定與生活有關。在梁啟超看來，“審美本能是我們人人都有的”。但感覺器官不常用或不會用，久而久之便會麻木。一個人麻木，便成了沒趣的人；一個民族麻木，便成了沒趣的民族。所以，梁啟超認為，美術的功用在于把這種麻木狀態恢復過來，令沒趣變為有趣。梁啟超所說的美術之趣味，不是專針對美術家而言的，而是針對整個國民。因而培養美術之趣味，便是培養整個國民的美術興趣，更重要的是，要以美術的趣味功用，來恢復整個民族的麻木狀態。這是一種何等偉大的思想！

贈允之楷書軸 梁啟超 嘉定博物館藏

能于俗世生活中得大趣味者，一定具大境界大情懷。沒有趣味便不成生活，沒有生活便不成趣味，沒有生活和趣味便不成美術和美。一切美術之美，皆源于生活，一切生活之價值，皆由趣味而起。一切脫離了趣味的生活，是無價值的世俗生活，一切脫離了生活的趣味，是無價值的低級趣味。這是梁啟超趣味主義美術思想之精髓。梁啟超是一個將生活賦予了趣味精神并予以提煉的思想家，也是一個將趣味主義精神賦予美術的思想家。梁啟超的這一思想，對于晚近中國的美術史變遷與轉型，尤其是文人畫的現代改良，是一種巨大的影響。

晚近中國美術史上，舉凡大家作手，諸如任伯年、吳昌碩、陳師曾、齊白石、陳半丁、豐子愷、弘一法師等，無不具趣味主義精神。趣味主義之生發，于近世美術史可謂代有傳續。豐子愷受益于陳師曾和齊白石，齊白石受益于陳師曾，陳師受益于吳昌碩，吳昌碩則受益于任伯年。任伯年本是個身份極低的職業畫家，然而，早年販夫走卒的市井生活卻為他的繪畫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凡百俗事，皆是他人物取材的源泉，故此，任伯年筆下的人物，造型生動，神態各異，趣味橫生，充滿了生活情趣，既有對古代人物畫的繼承，更有對傳統文人畫的改造與突破，由此而成晚近人物畫及趣味主義美術之宗師。陳師曾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開掘，一組《北京風俗圖》，開創了以市井生活入畫的近代美術的先河。陳師曾的這一美術實踐實際受益于梁啟超，梁啟超的“趣味主義”美術思想對陳師曾的北京風俗畫可謂影響甚巨，陳師曾筆下的老北京市井人物，各類販夫走卒，不唯惟妙惟肖，而且各具情趣，大俗而大雅，大雅而大俗，有生趣、諧趣、雅趣而無惡趣、俗趣、俚俗趣，陳師曾也因此而被梁啟超譽為“中國近代美術第一人”。而受陳師曾影響，齊白石和豐子愷則在趣味主義上進行了進一步的開掘，其筆下的老人都充滿了童趣，小孩都充滿了天真無邪的純真稚拙之趣，尤其是齊白石筆下的花鳥蟲魚自然萬物，都被賦予了人生與生活的趣味，與傳統美術中的儒家教化功能大異其趣，這是中國美術劃時代的進步。

然而，反觀今日，美術之趣味越來越匱乏。美術家越來越無趣，美術也越來越無趣。今日美術家理解的趣味，大多是有關吃喝玩樂的俗趣和惡趣，而非對生活體察和發現美研究美創造美之樂趣。無生活體察便無樂趣，無發現美、研究美、創造美之精神便無樂趣。今日美術家，大多已然缺失了生活體驗，缺失了捕捉人物神態、刻畫人物心理之能力，而只具簡單描摹之能事，動輒在宋元繪畫中尋找靈感。這本無可厚非，問題是，很多人不明白，趣味不是模仿來的，而是對生活的筆墨體悟，對美的發現與創造。如果自己是個沒趣之人，不能發見生活之趣味，不能于俗世生活中發現美、研究美、創造美，便不能得美術之趣味。趣味這東西，是最不能假裝的，也是最不能模仿的。

（作者為青年批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