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教科書事業的發展與現代中國社會發展密切相關。1903年清政府頒布“癸卯學制”，統一全國學制，建立了以小、中、大學三級學制為中心，輔以實業和師范學堂的教育體系，標志著我國從此有了較為完備的近代國民教育體系，影響至今。而張元濟、蔡元培、杜亞泉、蔣維喬、王云五、胡適、丁文江、任鴻雋、黎錦熙、劉海粟等一大批近代著名學者與新文化代表人物組成強有力的編纂隊伍，成為推動教科書發展的中堅力量。

與此同時，以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等為代表，近代新興出版業不僅多以出版教科書起家，而且許多現代出版家目光遠大，負有使命感，為我國教科書的發展和近代中國的教育事業的繁榮作出了重要貢獻。

發軔：翻譯教科書

現代意義上的“教科書”來自19世紀70年代末在華的基督教傳教士。清同治光緒年間，基督教會多附設學堂傳教，光緒二年(1876年)舉行傳教士大會時，“教士之主持教育者，以西學各科教材無適用書籍，議決組織‘學堂教科書委員會’。該委員會所編教科書，有算學、泰西歷史、地理、宗教、倫理等科，以供教會學校之用，間以贈各地傳教區之私塾”。“學堂教科書委員會”民國時人譯為“學校教科書委員會”，它是學界公認的將“教科書”帶入中國的機構。傳教士從19世紀70年代起的10多年間出版了將近200冊學校教科用書，為中國教科書的誕生提供了參考范本。

甲午戰敗，上至清政府，下至各階層人士，有感于日本強盛之速和赴日之便，對學習日本教育更加自覺，紛紛赴日考察。1902年，受派考察日本學校的李宗棠，拜會日本教育家和文部大臣。據李宗棠的《考察日本學校記序》記載，這次會見，日本教育家與李宗棠詳細討論譯書之事，表示愿與中國合力譯印教科書、制定版權法，并贈送了十余種教科書。赴日官員都對日本學校教學抱有濃厚興趣，有的專門以圖表記載日本學校教學科目和用書情況，詳細收錄教科用書目，以備參考。例如關庚麟的《日本學校圖論》記錄了每一門課程的教科用書及其作者。中國人翻譯日本教科書，形成一股遍及全國的熱潮。梁啟超描述了當時的現象：“壬寅癸卯間……日本每一新書出，譯者動數家。新思想之輸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謂‘梁啟超式’的輸入，無組織，無選擇，本末不具，派別不明，惟以多為貴，而社會亦歡迎之。”從幾年后中國壬寅-癸卯學制有關學制系統的設置情況來看，清政府對于日本學校教育制度和教科書的引進，很多細節都是汲取了日本經驗。

翻譯日本教科書對中國現代教科書的影響是積極的。舉例來說，地理教科書，促成了傳統輿地學和地方志編纂轉向通俗易懂的“旅行體”風格。晚清學者謝洪賚在1906年出版了口碑頗好的《最新中學教科書瀛寰全志》，該書就用旅行般的介紹說明世界人文自然景觀。例如在介紹蒙古人時，書中安排了插圖，兩個蒙古人坐在篝火旁邊吸煙，遠處是炊煙裊裊的蒙古包。歷史教科書，改造了“朝代體例”，引進古代史、中代史、近代史和最近史等分期觀念，從長線角度看中國歷史。自然科學類教科書是翻譯力度較大的一類。《蒙學動物教科書·編輯大意》說：“舊時動物啟蒙、動物圖說等書，譯自西籍，條段不如東書之明晰。近今譯出東邦動物各書，不少佳著……”該書差不多是日本教科書的“修訂簡本”。

而《蒙學體操教科書》完全保留了日本教科書的原序和凡例，甚至沒有新序說明，直接在正文開篇標有“文明書局譯編”。此外美術科目，小學生用的圖畫課本，需從日本販來。兩江師范學堂聘請日本亙理先生來教圖畫，當時的學生后來回憶：“可憐中國那時還沒有圖畫范本，還得到東邦去買。當范本來到時，第一次教我們在漆板上所畫的‘操帽’輪廓。天哪！我那時出世二十年，從小未曾畫過什么畫，所以把那輪廓畫好以后，就用粉筆在寢室破窗上畫來畫去，好不容易才把幾筆簡單的線條記牢。”

還有一門具有近代特色的學科，就是“家事”教育。清末民初的《家事教科書》和很多自然學科一樣，幾乎完全是從日本引進搬運過來。它不僅在學科和知識體系上對中國新式教育產生影響，更對男女平等等社會變革具有重要意義。當時《中國新女界》雜志的一位記者撰文認為，“日本維新以來國勢浸盛，考厥原因，雖甚復雜，然其所以國富種強之本源，首得力于講求家事教育”。

漢譯日本教科書的出版和在中國新式學堂中的使用，是晚清以來一個重要文化現象，它促進了中國現代新知識體系的更新和新教育的建立。它引介規模大、時間集中，從筆者搜羅的27類508種漢譯日本教科書的書目來看，20多年間，中國新學堂中使用了500多種從日本翻譯過來的教科書，科目遍及新知識的每一個學科門類，這確實是一種特定歷史階段的獨特現象。

起步：國人自編兩大品牌

第一部成體系、較為完整地表現出現代學科意識的教科書是“蒙學教科書”。

1903年由文明書局陸續發行，包括文法、經訓修身、修身、中國歷史、西洋歷史、東洋歷史、中國地理、外國地理、筆算、心算、珠算、衛生、生理、天文、地文、地質、格致、化學、動物、植物、礦物、體操和毛筆習畫帖等23種。

《蒙學修身教科書》中有“政治”一課，課文說：“天下無無政治之國家。然不合公理之政治，與無政治等。故同一政治，比民之多數以為可者，方著為令。”這里“政治”在詞義上顯然具有了現代涵義。課文還對“國民”一詞著重強調，相對當時的“君臣”觀念，尤為難得。

《蒙學格致教科書》還比較注重促進兒童建立科學觀念。第一課“釋格致”：“就天然之現象，以窺其真跡，曰觀察；從器械作用之現象，以得其佐證，曰實驗。合觀察實驗，以為物理之研究，曰格致。”把“觀察”和“實驗”作為自然科學的兩大支柱方法，這個見解已經具有現代科學觀念。

再如銷售良好的《蒙學動物教科書》，其中一幅草履蟲結構圖，百年之后的今天我們在動物學教科書中，還能見到它作為原生動物的代表出現在插圖中。動物植物教科書把傳統時代排除在正規教育之外的花鳥蟲魚等知識容納進來，介紹“細胞”“進化”等概念，改變了兒童對于人和自然界關系的認知，有助于兒童確立合理健全的知識結構，建立現代生物演進觀念。

第一部嚴格按照清政府頒布的《癸卯學制》成書，科目更為齊全、編寫更有條理、內容更為精湛的教科書是190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一套“最新教科書”。

這套書分小學用書和中學用書。我們重點介紹一位中西兼通的學問家謝洪賚。他所編《最新教科書瀛寰全志》突出體現了他的歷史觀念和社會思想。他認為晚清是“震旦暗晦”的時代，“群龍盡見，睡獅獨酣”，中國人睜眼環顧，發現歐美世界早已“廳建獨立，鐘撞自由”，所以他要發憤把亞細亞洲、歐羅巴洲、亞非利加洲、南北亞美利加洲和大洋洲的地理國情一一述來，使中國學生盡早知道世界大勢。他有意識地區別“社會”和“國家”，認為“社會者，人類相互之團體也”，是“與生俱來”的，“社會發達之度”決定了“世界國民進化”之遲緩；“國家者，大社會之獨立而有主權者也”，有人民、有主權，“若是者謂之國家”。這種見解置于晚清思想文化的歷史大背景中尤為值得珍視。謝洪賚編纂的許多自然科學類教科書也是有助于學生樹立科學觀念的好教本。例如他編譯的“生理學”教科書，體現出中國傳統“養生”法向現代“衛生”觀念的轉化；“衛生”從“保養身體之理法”，而成為現代細菌病理學的概念。

“最新教科書”影響廣泛，茅以升回憶他1906年的讀書情況說：“我十歲時入中學，所用的各門教科書，多半是商務出版的。教科書以外的參考書和工具書，也有很多是商務出版的。”

“最新教科書”在當時還引起了國際上的關注。“學校教科書委員會”改組的“中華教育會”的機關報——《中國報道》在1904年報道了“商務印書館的教科書”，文章認為這些教科書“將非常有助于新教育改革，而這新教育變革對中國的學校又將起到革命性作用。”在1907年的一個報道中，它認為商務印書館教科書的出版“標志著中國的兒童從傳統經典的束縛下解放了出來，進入到充滿趣味與知識的新的文學作品中”，是“過去幾年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立足：商務中華激烈競爭

民國初年教科書出版態勢形成了商務和中華兩大出版機構的激烈競爭局面。

1912年民國初建，商務印書館開始組織編輯同仁，籌劃按照新學制，出版“共和國教科書”。編輯人包括：包公毅、杜亞泉、杜就田、沈頤、沈慶鴻、秦瑞玠、秦同培、孫毓修、莊俞、張元濟、陶保霖、傅運森、壽孝天、戴克敦、駱紹先等。這套具有開新意義的教科書在更新價值觀方面更進一步。

相對于商務印書館穩健推出“共和國教科書”，中華書局的成立和“中華教科書”的發行可以說更帶有預見性。中華書局的創辦人陸費逵在武昌起義后，預料清朝統治必被推翻，遂暗中與戴克敦等同仁策劃，籌備建立中華書局，并加緊編寫一套“中華教科書”。

這兩套教科書暢銷的原因首先在于編寫精良，文字上奪人耳目。例如杜亞泉編寫的《共和國教科書理科教科書（高小用書）》第七課《秋之風景》：

“秋日氣候漸寒，風景獨佳。其點綴以成秋色者，則有雜草；凄切以發秋聲者，則有鳴蟲。雜草之果實，至秋成熟。種子散落以后，漸漸枯死。其種子于明春發生新芽，再成雜草。鳴蟲之翅，常摩擦而成聲，有高低強弱之殊，各不相混。其鳴者皆雄蟲，所以招其雌也。雌蟲能產卵，故

易繁殖。”

在清末民初的教科書中，像這樣具有形象美、韻律美、有色彩感兼具知識性的課文并不多見。這正是杜亞泉編寫的教科書幾十年間暢銷不衰的原因。

民初教科書最大的共同價值在于推動普及現代國家觀念，“國家認同”發生了巨大改變，強調“中華民國”的本質在于“五族共和”。

相對于晚清“忠君愛國”觀念教育，商務以“共和國教科書”表達對于共和國體的認可：“我國數千年來，國家大事，皆由皇帝治理之。今日民國成立，人民公舉賢能，為全國行政之長，是謂大總統”。“共和國教科書”之“新歷史”編者宣布，“本書尤注重于國土之統一，種族之調和，而于五大族之豪杰，擇其最有關系者，一律編入本書”。中華書局出版的多種教科書也表達了不重帝王重文明開化的新觀念。“國旗”一課說，“先生曰：此中華國旗也。諸生愛國，當敬國旗”。“中華教科書”之歷史教科書在《編輯大意》中陳述：“擇述自黃帝以來開化之概略，歷代偉人之言行，與夫最近中外交通之關系”，使兒童“既知文化之由來，復知世界大通之利益”。現代國家知識，包括國體、政體、國民權利義務、選舉、集權與分權、行政訴訟、租稅、國債以及自治等概念系統地進入教科書中。中國開始正式步入現代國家。

繁榮：“六三三”學制促成教材出版熱潮

1920年代，由于新學制的施行和教科書出版機構的增多，商務中華兩大出版業巨擘并立的局面發生改變。1922年“壬戌學制”誕生，這就是著名的“六三三”學制。它汲取歐美教育體制的優點，學級設置較為合理，符合兒童生理心理特點，一直沿用到1949年，是中國教育史上一個重要的制度體系。新學制的制定，推動了新書局的涌現和教材編寫出版的熱潮，形成了教科書發展的繁榮時期。

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一套大型“新學制教科書”，集中了一批優秀的編輯人員。掌門人高夢旦親自參與編纂，當時的教育家、學者、文化名人吳研因、周予同、顧頡剛、葉紹鈞、胡適、任鴻雋、王云五、馮友蘭、陶孟和、陳衡哲等都參與了教科書的編校。還有1930年代的開明書店擁有夏丏尊、葉圣陶、趙景深、豐子愷、賈祖璋、郭紹虞、王統照、周振甫等學者、作家擔任編輯，形成一支知名的編輯隊伍，出版的“開明教科書”頗有特點，暢銷一時，為今人所熟知。這些都反映了1920、1930年代教科書出版的繁盛，在中國教科書史上達到一個高峰。

新學制與以往學制最大的不同在于取消修身科，代之以公民科。這樣編寫公民教科書一時成為熱潮。對于“公民學”的認識，以梁啟超的定義為代表：“教人做現代社會生活的學問，叫做公民學”。

公民教科書的編著者身份各個不一。《新學制公民教科書》就由商務印書館邀請著名的國際法學家、政治學家、教育家周鯁生編寫。這部教本的特色在于把民國政制放置于世界政制變遷架構中，使學生了解自己國家的政治結構和現代政治的特點，樹立民主政治體制意識。著名教育家舒新城應中華書局老板陸費逵之邀編寫《公民課本》。陸費逵對“公民教育”的看法是，公民教育不應當是一種純粹的知識傳授，而應成為融合學生日常生活、建立在常識立場上的社會啟蒙。這一點切合了舒新城的意愿。因此舒新城把它寫成了一部有主人公的課本：一個用心讀書、更喜歡看報的13歲中學生張維城，向公民教員王先生提出了很多問題，課文即以其所聞所見為線索，以對話形式展開。此書銷售數比同類為大。

此外質量優良的還有著名學者、教育家朱文叔編寫的《新小學教科書公民課本》，著名教育家顧樹森編纂的《新著公民須知》，陶匯曾編輯、王云五校訂的公民教科書，基督教青年協會編纂出版的公民讀本，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出版的公民讀本，江蘇第一女子師范學校和第一中學的三位公民教員：馮順伯、金崇如與王仲和合編的公民教本——《初中公民學教本》，南京高等師范的幾位學生編寫的《公民學課程大綱》等等。可以說，1920年代到1930年代中期是公民教育最高潮的時段，有力推進了國人現代觀念的建立。

新學制在促進思想解放、文化繁榮方面功不可沒。這里再介紹一位作者，著名作家陳衡哲。她編寫的《新學制西洋史教科書（高中用書）》，既是經典的教科書，又是個人寫作的楷模。此著一大優點是對于歷史推演把握之準確和描述之精煉。她在論述斯巴達和雅典政治的最大區別時指出，一個是貴族專制和尚武的國家，一個是以工商立國，有富裕的中等社會，文化發達。陳衡哲這樣說：“但有一件事，卻不可不注意的，就是雅典既是民治的代表，斯巴達又是貴族政治的代表，這兩種城邦權力的消長，也就隱隱的含著那兩種政體勝負的意味了”，表現出把文化與政治和國家發展自覺聯系的意識。就像她分析的那樣，國家的進步是文明的進步，武力不足恃。這部教科書體現出新學制教科書的代表性特點，就是重視歷史文化的整體宏觀演變，把中國歷史文化的價值放到世界歷史長河中考察，表現出整體史觀的自覺，提升國人的人類文明意識。

隨著1928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完成，國民黨形式上統一全國，國民政府的黨義教育開始進入教材：“分布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建國方略、黨史、黨案于各學科中，為滲透的普遍的教學”，“皆以能養成黨治下健全之國民所必需之技能、思想、性格、體力而有以使黨長進不朽為本”。黨義教本無可選擇地在以上范圍內取材，甚至“無一句無來歷，無一句杜撰”，課文也基本上按照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三部分編排。這些教材極大禁錮了國人正在建立中的現代觀念，加上抗日戰爭的摧折，教科書發展日益艱難，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了。

總結來看，我國教科書事業的發展是現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具體地說，又是得益于三股進步力量的良好互動。一是近代新的國民教育體系提供了時代的大平臺。1903年清政府頒布“癸卯學制”，統一全國學制，建立了以小、中、大學三級學制為中心，輔以實業和師范學堂的教育體系。它標志著我國從此有了較為完備的近代國民教育體系，后為民國所繼承，影響至今。這是國家制度層面提供的時代大平臺；二是由知名學者組成的強有力的編纂隊伍的推動。張元濟、蔡元培、杜亞泉、蔣維喬、王云五、胡適、丁文江、任鴻雋、黎錦熙、劉海粟等一大批燦若群星的近代著名學者與新文化代表人物，都曾投身其間，形成了強有力的編纂隊伍。他們開荊辟莽，發凡起例，成為了推動教科書發展的中堅力量；三是新興出版業的熱心投入。以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等為代表，近代新興出版業，不僅多以出版教科書起家，而且其領導人作為現代的出版家，也多目光遠大，負有使命感。有這三股力量的推動，教科書和近代中國的教育事業才能走向繁榮。

（本文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