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一七年新年賀詞中，習近平主席指出：“上下同欲者勝。只要我們13億多人民和衷共濟，只要我們黨永遠同人民站在一起，大家擼起袖子加油干，我們就一定能夠走好我們這一代人的長征路。”

“上下同欲者勝”，這句言簡意賅、膾炙人口的兵學格言，出自春秋晚期杰出的軍事學家孫武的經典兵學著作——《孫子兵法·謀攻篇》：“故知勝有五：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識眾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

這段文字的大意是說，可預知勝利的情況共有5種：知道可以同敵人打或不可以同敵人打；了解多兵和少兵的不同用法；全軍上下意愿一致、同心協力；以有備對付無備；將帥有才能而國君不加掣肘。這5項，就是可預知勝負的依據。

這段話集中體現了兵圣孫子預見作戰勝利、把握戰爭規律的戰略思維。它既包含了對客觀軍事力量進行綜合分析的基本方面，也體現了對主觀作戰指導能力的高度強調，全面具體又深刻。其中，判定可以打或者不可打，“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是基本前提；懂得根據兵力多少而采取合適的戰法，“識眾寡之用”是用兵的樞機；全軍上下心往一處想、勁兒往一處使，“上下同欲”是政治上的有力保障；未雨綢繆，有備無患，“以虞待不虞”是克敵制勝的重要條件；將帥智勇雙全、才華橫溢而做君主的又不加牽制干涉，“將能而君不御”，是用兵成功的秘訣。五者互為條件、互為作用，構成了預知勝負、達成勝利目標的完整整體。 那么這仗不戰則罷，凡戰必勝，就像孟子所說的“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在上述5個要素中，“上下同欲”是重中之重。具體說來，這句話包含兩層深意。首先，“主孰有道”是“上下同欲”的基本前提。《孫子兵法》開篇就強調“主孰有道”，認為政治清明，國君仁義愛民，是戰爭取勝的首要因素。孫子所處的春秋晚期，正是“民本”社會思潮方興未艾、蓬勃發展的重要階段，作為站在時代前沿的杰出思想家，孫子把“主孰有道”突出地放置在考察戰爭勝負諸要素的首位。這里的“道”，其本質含義就是指政治的清明與否。孫子充分意識到：如果政治黑暗，上下離心，關系緊張，矛盾尖銳，那么自己的隊伍必然渙散軟弱，戰斗力低下，無法完成任務，走上破軍亡國的末路。在孫子看來，“修道而保法”不僅是克敵制勝的前提，也是治國安邦的要義，是須臾不可忽視的。為此，他主張“令民與上同意”，即要求戰爭指導者想方設法創造條件，使統治者與廣大民眾的意志統一起來，上下之間團結一致，和衷共濟，去奪取戰爭的勝利。

這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孫子講的是“令民與上同意”，而不是“令上與民同意”，應該說是有深意存焉。即要做到“上下同欲”，將領統帥是關鍵，他們要起主導作用，應該有自己的主見，有自己的擔當，認準目標，堅定不移，努力爭取民眾與士卒認同、擁護、支持自己或國君的決策，而不是放棄原則，一味去迎合與討好大家的訴求，以至陷入盲從的困境。

其次，“與眾相得”是“上下同欲”的理想狀態。所謂“與眾相得”，指的是上下之間、官民之間利益高度交集、關系和諧融洽，將帥關心愛護普通民眾，普通民眾愛戴擁護將帥，為實現共同的目標攜手合作，患難與共，前赴后繼。即所謂“可與之生，可與之死，而不畏危”。

至于怎么做到“與眾相得”，孫子認為：第一，戰爭指導者能夠以寬廣的胸襟，開誠布公，集思廣益，以眾人之智為智，借眾人之力為力，“安國全軍”“上兵伐謀”，對戰爭持慎重的態度，與窮兵黷武劃清界限，從而牢牢地“立于不敗之地”，把握主動權，“致人而不致于人”。第二，運用教育的手段，激發、振奮部隊將士官兵的“軍心士氣”，同仇敵愾，勇于犧牲，一往無前。第三，在精神激勵的同時，恰當地施以賞罰，重視對將士的物質獎勵，即所謂“取敵之利者，貨也”。第四，軍隊統帥在具體指導作戰行動過程中，既認真考慮君主的根本利益，又充分關心普通士卒乃至百姓的疾苦，對上負責，對下安撫，勇于擔當，敢于負責，“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確保軍隊在行動上步調一致，令行禁止，從而進入“齊勇若一”的上乘境界。

孫子“上下同欲”、政勝為首的治軍管理原則與立場，受到后世兵家的普遍推崇。他們從中接受啟迪，并根據自身所處的時代條件，不斷豐富發展孫子的這一理論。概括地說，這種發展表現為：強調“上下一心”，努力保持政治上、思想上的高度一致，“與眾同好”“與眾同惡”；要求軍隊內部在日常生活中做到“寒暑與均，勞逸與齊，饑渴與同”，不搞特殊化，講求上下平等，貴賤無別；強調在戰場上做到上下之間“安危與共”，榮辱一體；主張“上下同欲”要從平時做起，堅持不懈，認為只有平日撫恤“得其心”，才能做到臨戰之際“得其死力”。時至今日，這些治軍原則仍具有指導意義。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圖書館館長、中國文化網絡傳播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