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前夕，田世光有幸認識了張大千先生，大千先生對他的花鳥畫很是欣賞，準備拜門收徒，適值“七·七”事變，大千先生去敦煌主持莫高窟的臨摹和研究。當抗戰勝利，張大千先生再返北平時(1946年春)，田世光正式拜在大風堂門下(指拜在張大千大師門下)。拜師禮在頤和園長廊東頭的養云軒舉行，田世光向大千先生行了傳統式樣的三跪九叩拜師禮。同時拜門的學生還有梁樹年、王學敏、俞致貞等。

燕京書畫社館藏作品田世光《花開富貴》

當時，張大千先生就住在養云軒，因為離得近，田世光常去，為先生理紙磨墨，聆聽先生的教誨。大千先生留著一縷長髯，作畫時像大將上陣似的，袖子一挽，運腕提筆，筆墨到處酣暢淋漓，讓人看著真痛快。為了作畫，大千先生可以連續工作，廢寢忘食。田世光后來回憶說，大千先生這種獻身藝術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我們這些門人弟子，從他那里回來，作畫都增加了勁頭。

大千先生說：“師徒之間如父子。”他經常給學生講解自己的作畫心得，或把剛購得的古畫張掛墻上，結合學生習作，講解作品得失，讓學生提問題，他誨人不倦至學生理解為止，還常指點學生習作的不足之處。

大千先生師古不泥古，可將石濤畫卷模仿得足以亂真。構圖敢破格，善截取，表現出個人獨到之處。潘絜茲在《田世光畫集序言》中寫道：“他的山水畫也畫得極好，只是為花鳥畫所掩，被人們忽視罷了。”

大千先生1983年在臺灣臨終前，把自己新印的畫集10余冊簽名分贈內地畫家。其中給北京畫家的有5本：有他的朋友李可染、李苦禪，學生胡爽庵、田世光和劉力上、俞致貞夫婦。給田世光的這本是臺灣國立歷史博物館出版的《張大千書畫集》第四集，扉頁上用蒼勁的筆觸題道：“世光賢弟留閱，不得見者三十余年，弟藝事大進，而爰衰老矣，八十五歲叟爰”，表現出對得意門生的器重和期望。據說這是大千先生去世前十幾天寫的，待田世光等收到這輾轉寄來的畫冊時，大師已作古月余。綜合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