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訊 (記者王夢遙)今后，在貪污、受賄及電信詐騙等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逃匿且在通緝一年后不到案的，應當追繳其違法所得和其他涉案財產。而被追繳的財產中，還包括利用違法所得轉變的財產收益等。

昨日，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聯合發布《關于適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違法所得沒收程序若干問題的規定》，對刑事訴訟法中關于違法所得沒收程序適用的罪名做了明確解釋，即貪污賄賂、恐怖活動、電信詐騙等五類，其中還包括隱瞞境外存款、介紹賄賂等。

此前違法所得沒收適用罪名過窄

按照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條第一款規定，對于貪污賄賂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緝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規定應當追繳其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產的，人民檢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沒收違法所得的申請。

而在司法實踐中，到底哪些罪名具體適用違法所得沒收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長裴顯鼎也表示，2014年11月，兩高對違法所得沒收程序開展專項調研，發現了四個方面的問題，其中就包括適用罪名犯罪過窄，諸如國家安全、黑社會性質組織、走私、毒品、金融詐騙、電信網絡詐騙等大量犯罪均不在適用范圍內。

通過犯罪間接獲得財產也算違法所得

為此，昨天兩高發布的司法解釋明確，刑訴法第二百八十條第一款規定的“犯罪案件”共包括五類：第一類以占有型、挪用型貪污等犯罪為主；第二類為賄賂類犯罪；第三類為恐怖活動犯罪；第四類是洗錢罪及其上游犯罪；第五類是兩類新型特殊詐騙犯罪，即電信詐騙、網絡詐騙案件。而在貪污賄賂犯罪中，隱瞞境外存款、介紹賄賂等均在列。

除了適用的罪名外，追繳的“違法所得”又包括哪些內容？

新司法解釋明確了“違法所得”認定的三種情形，即：通過實施犯罪直接或者間接產生、獲得的任何財產；違法所得已經部分或者全部轉變、轉化為其他財產的，轉變、轉化后的財產應當認定為“違法所得”；來自違法所得轉變、轉化后的財產收益，或者來自已經與違法所得相混合財產中違法所得相應部分的收益，也應視為“違法所得”。

5類案件嫌疑人逃匿、死亡可沒收違法所得

●以占有型、挪用型貪污等犯罪為主 包括貪污、挪用公款、巨額財產來源不明、隱瞞境外存款、私分國有資產、私分罰沒財物等犯罪。

●賄賂類犯罪 包括受賄、單位受賄、利用影響力受賄、行賄、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對單位行賄、介紹賄賂、單位行賄等犯罪。

●恐怖活動犯罪 包括組織、領導、參加恐怖組織，幫助恐怖活動，準備實施恐怖活動，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煽動實施恐怖活動，利用極端主義破壞法律實施，強制穿戴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服飾、標志，非法持有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物品犯罪案件。

●洗錢罪及其上游犯罪 包括危害國家安全、走私、洗錢、金融詐騙、黑社會性質的組織、毒品犯罪案件。

●兩類新型特殊詐騙犯罪 即電信詐騙、網絡詐騙案件。

■ 釋疑

用賄款炒股 收益算違法所得

國家工作人員收受賄賂后，將違法所得用于購房、購買書畫、玉石珠寶、投資股票或者開設公司等，其投資形成的財產是否屬于違法所得或者其他涉案財產？對于增值部分是否應當沒收？犯罪嫌疑人用違法所得建房、裝修，與本人或者他人的合法財產相混合的，應當如何處理？

針對上述問題，最高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萬春表示，《規定》參考了《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制止向恐怖主義提供資助的國際公約》《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公約》等國際公約中“犯罪所得”的有關定義。

《規定》第6條明確，通過實施犯罪直接或者間接產生、獲得的任何財產，應當認定為“違法所得”。違法所得已經部分或者全部轉變、轉化為其他財產的，轉變、轉化后的財產應當視為“違法所得”。

來自違法所得轉變、轉化后的財產收益，或者來自已經與違法所得相混合財產中違法所得相應部分的收益，應當視為違法所得。上述規定有利于防止犯罪嫌疑人通過將違法所得轉變、轉化為其他財產或者與合法財產相混合等方式，掩飾、隱瞞違法所得及其收益，從而逃避追繳。

新京報記者 王夢遙

■ 盤點

潛逃境外職務犯罪疑犯歸案158人

在反腐追逃追贓方面，據最高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萬春透露，自2014年9月份，最高人民檢察院部署職務犯罪國際追逃追贓專項行動以來，截至目前，全國檢察機關已經勸返、遣返、引渡、緝捕潛逃境外的職務犯罪嫌疑人158人，涉案金額17.3億元人民幣。其中2016年1月到11月，共從18個國家和地區引渡、遣返職務犯罪嫌疑人41人，追回涉案金額人民幣5.16億元。在這些歸案的案件中，目前已經判決40件，正在檢察機關審查起訴的13件，法院已經開庭審理的7件，檢察機關做不起訴決定的11件。

萬春說，我國已經與有關國家簽署了54個省市司法協助條約和41個引渡條約。檢察機關充分運用有關公約、條約積極開展境外追逃追贓工作，通過中美執法合作聯合聯絡小組，與美國在追逃、遣返、追繳犯罪所得方面進行了深度合作，與北歐四國駐京警務聯絡官探討建立檢警直接合作的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