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天啟年間，瓷器上出現過這樣一種新奇的圖案畫面：一只鷹、一頭獅，或者一只虎，盤踞在一個臺子上。這個臺子本身小小的，獅、虎之類的大型動物停在上面，看上去很別扭。這是在表演馬戲嗎？還是制作的動物標本？馬戲、標本都是近現代從西方傳入中國的事物，明代時并沒有這種東西。那么這種瓷畫在表達什么意思呢？

我認為，這個品種的瓷畫其實是一種比擬性的畫面，即：將畫中的動物比作道德敗壞的官員，把它們放到一張臺子上，寓意就是罵官場上的大員們是“一臺禽獸”。因為天啟朝正是明朝吏治最黑暗的年代，以魏忠賢為首的宦官專權，與奸臣結成閹黨，排斥忠良，把整個官場搞得烏煙瘴氣。

“禽獸”這個詞組在明代的用法很特別。據一些專家考證，在明前期，它是個褒義詞；但到明后期，它又變成了貶義詞。討論本文涉及的瓷畫，對此不能不察。

明代洪武年間規定，文武官員的官階等級，主要通過衣服上繡的補子圖案來顯示。文官九品的圖案是禽：一品仙鶴，二品錦雞，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鷴，六品鷺鷥，七品鸂鶒，八品黃鸝，九品鵪鶉。武官九品的圖案是獸：一品、二品獅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羆，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馬。文官繡“禽”，以示文明；武官繡“獸”，以示威猛。當時為什么以“禽獸”來作官員級別的標識？這或許與皇帝、皇后以龍、鳳為標識有關。在中國傳統觀念里，龍是獸之首，鳳是禽之首，用其他禽獸作為官員的標識，對龍、鳳是一種很好的襯托。

然而經過一、二百年的發展，到明代后期，文官貪錢，武將怕死，官員在民眾心目中的形象已一落千丈。“衣冠禽獸”這樣的詞就發生轉化，帶有貶義了。明代嘉、萬時期的劇作家陳汝元在其作品《金蓮記》中就有這樣的句子：“人人罵我做衣冠禽獸，個個識我是文物穿窬。”可見，“禽獸”已成罵人的話了。

天啟時將“禽獸”轉化成形象，用到瓷畫上來罵官場上的得志小人，是一個絕妙的創意！因為“禽獸”兩字既是文武官員的代名詞，又是罵人的臟話，一語雙關。下面我們來看看這個題材瓷畫的具體畫法。

從“禽”來看，這個題材畫的只有鷹一種。鷹不在文官補子圖案的范圍內。補子中的九種禽鳥都是文雅的“瑞禽”，不適合用來罵人。而鷹則讓人聯想到“鷹犬”，為虎作倀的“爪牙”。鷹在瓷畫中也曾經用作褒義的比喻，寓“英雄”、“英才”、“獨立”之義，但在此畫中是“鷹犬”之“鷹”。

從“獸”來看，這個題材畫的有獅和虎兩種。獅、虎是武官補子圖案中的動物，它們的兇猛既可以從褒義的角度去理解，也可以從貶義的角度去理解。在此畫面中應當是貶義的兇惡了。值得注意的是獅子的畫法，畫師把它們頭上的鬃毛畫成卷曲狀，像只寵物狗，可能含有影射“寵臣”的意思。

再來看看“禽獸”們身下的臺子。這種臺子在明代叫作“臺幾”。據文震亨的《長物志》所說：

“臺幾，倭人所制，種類大小不一，俱極古雅精麗。有鍍金鑲四角者，有嵌金銀片者，有暗花者，價俱甚貴。近時仿舊式為之，亦有佳者，以置尊彝之屬，最古。”

可見，臺幾在明代是用來放置“尊彝”之類古玩的。這種家具往往有上下兩層，體積很小。瓷畫師之所以要將“禽獸”放置在這么不成比例的家具上，完全是因為它叫“臺幾”，要用它的“臺”字之義，湊成“一臺禽獸”這一詞組。以“一臺禽獸”暗示在官場的臺面上是“禽獸”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