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輔行業規模龐大但碎片化

根據中國教育學會與艾瑞咨詢機構發布的2016年輔導教育行業及輔導機構教師現狀調查報告，近幾年，中國中小學階段在校生總數穩定在1.8億至2億人左右，構成了課外輔導行業規模龐大的潛在用戶群體。盡管體量巨大，但中小學課外輔導行業中卻還沒有出現任何一家機構占市場份額超過1%，體現了這一行業的碎片化特征。

報告指出，中國家長對于孩子參加課外輔導的支出欲望較強。31.6%的家長表示“給孩子報輔導班不管花多少錢都愿意”，26.6%的家長“愿意拿出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一半用于孩子的課外輔導”；34.5%的家長認為孩子在課外輔導上的支出上限是家庭可支配收入的20%。家長在選擇輔導機構的考慮因素從高到低排序依次為：教學質量與效果、教學口碑、教學內容的針對性、師資水平、機構品牌知名度、交通便利、課程價格。被評為高級教師以及知名公立學校的教書經歷能顯著增加家長對輔導機構教師教學水平的信任。接近半數的家長認為輔導機構中教師流動性大、更換頻繁是目前行業存在的主要問題。家長認為較為突出的問題還包括：學費價格過高、無法及時了解孩子在輔導機構的學習情況、溝通機制不夠完善等。教師方面，報告認為，隨著行業日益成熟，專職輔導機構教師群體日益壯大，但輔導機構教師仍面臨福利待遇不完善、社會地位不受認可、缺乏對職業的歸屬感、能力提升不足、職業發展受阻等多重困境。

一位河南的家長說：“肯定是要去的。你要是不去補課的話肯定會拉開差距的，如果拉開差距，學生在學校里會不自信的。”除了家長的捧場，教輔機構市場快速發展的另外一個原因是準入門檻低。有桌有椅有人員，這個機構就差不多就齊活了。鄭州一家培訓機構負責人楊潔：“就是辦了一個營業執照，因為工商局這邊比較好辦，只要有房屋租賃合同，自己的身份證戶口本就行了，這個門檻比較低，你只要有個門店就行了。”

市場大，并不意味著每個輔導機構都能分得到足夠大的蛋糕。對輔導機構的選擇方面，教學質量和效果、師資水平、機構品牌知名度、課程價格等都是家長考慮的主要因素。

但楊潔介紹，大多數培訓機構的師資力量都是參差不齊，有從學校聘請的資深教師，也有還沒畢業的大學生。同時，輔導機構教師仍面臨福利待遇不完善、社會地位不受認可、缺乏對職業的歸屬感、能力提升不足、職業發展受阻等多重困境。各類輔導機構中教師流動性大、更換頻繁成為行業存在的主要問題：“都覺得做這個可能時間也不是很長久，或者覺得也沒有什么前途，也掙不來什么錢，大部分女孩都轉行了。特別是男生，因為男生需要養家糊口啊，大部分都是去做一些可能家里找好的工作，或者是比較掙錢的工作。”

除了入行門檻低、老師沒有專業標準等逐漸凸顯的問題，由于第三方機構的認證與監管作用相對缺乏或薄弱，一些教學輔導機構還存有收費混亂的問題，損害家長學生利益。業內人士蔡先生建議，可以把教輔機構的認證和監管交給行業協會、非政府組織，同時由政府部門嚴格監管。監管部門應該定期調查教輔機構，如果存在不合規問題，可以處罰教輔機構，甚至取消其機構資格：“作為職能部門來說應該更好地去把關。尤其是對認證培訓機構來說，通過一些行政干預的手段，加強對這些培訓機構的監管。作為行政管理部門，應該更好的去協調整個行業里的組織，行業里面的一些交流，應該建立這樣一些平臺。”

家長追捧培訓機構但辦學亂象頻出

這幾天，安徽馬鞍山一些學校門口又成了培訓班工作人員派傳單拉生源的“戰場”。記者觀察發現，這些培訓班大多采取托管中心、小飯桌和寒假班等模式。艾女士的兒子剛上初三，從小學五年級起就開始報名參加培訓班：“其實我個人本來是很排斥這種輔導班，但是壓力太大，小孩學業越來越難，如果你不參加這些班，你很難在班上拔尖。小孩一旦學習落下來了，你就會覺得是不是這個輔導班沒有上好，是不是應該選擇一個更好的輔導班。”

在街頭采訪中，記者發現，和艾女士一樣，八成以上的家長都表示，考慮或者已經給孩子報了培訓班，不過效果就因人而異了。有家長說：“我家兒子上了一個多月，期中考試我還是滿意的，所以我們一直還在上。（上了以后感覺效果怎么樣？）也不是特別明顯，我們作為家長，只能抱著這種心情，就是再聽一遍，再鞏固一下，肯定有好處吧。”

而小學低年級的孩子家長則主要傾向于給孩子報讀各種興趣班。家長說：“跳舞彈琴之類的，應該講每家孩子都在學這個東西。小孩子手指能力強了，對大腦不有好處么。”

至于如何選擇培訓班，家長們表示，大多都是根據朋友的推薦介紹，主要看教輔機構的口碑如何。但是培訓質量如何還得聽聽孩子們怎么說。在馬鞍山紅星中學就讀的張同學，這幾年上過多個培訓班，她也意識到這些培訓班的質量和水平并不都盡如人意：“我現在也覺得每次找培訓班上課的時候，也發現品質參差不齊，然后有一些就是在網上能查到口碑比較好的培訓班，那種培訓班可以試聽的一下看看水平怎么樣。”

對于目前市面上的這些培訓班，有沒有什么監管呢？記者從安徽馬鞍山市教育局了解到，目前獲得許可證的教育培訓機構大概有六七十家，它們由教育局監管。但同時還有一些培訓班打擦邊球，游離在監管之外。馬鞍山市教育局職業與成人教育辦公室主任王東山說：“外面就是有一些以公司的名義，在工商注冊以后，成立教育咨詢公司之類的他就開展教育輔導活動。包括在居民區里面，然后招收一些學生，進行個別輔導，小規模的，這種確實比較隱蔽，查起來比較麻煩。全市面也比較大，沒有專門的執法機構。”

今天下午，記者來到青島市某幼兒園門前，看到很多來接孩子的家長被手拿培訓班廣告的人群團團圍住。記者發現：托管班、文化補習班、興趣拓展班的廣告鋪天蓋地，有教跳舞的、有英語突破的、還有幼小銜接的等等。記者跟隨其中一位培訓機構工作人員的指引，來到了一家叫“童學館”的培訓班，見到了一位姓于的館長：“童學館的教育重點是用傳統文化的教育來幫助3到6歲的孩子建立良好的行為習慣，建立禮貌禮儀，通過傳統文化的滋養來培養孩子的人格素養和孩子的文化素養。”

身處“童學館”，很容易讓人想起這就是“古代私塾”。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孩子們學習的應該是《三字經》、《千字文》，《論語》……然而，“童學館”的孩子們學的教材并非這些。于館長說：“我們的教材都是華中師范大學和武漢大學聯合研發的，我們都是有電子化的教具，教件，標準化的教案，他更符合現代兒童學習的特點，他符合這種系統化，融合了腦科學和心理學，所以說不僅僅是在學傳統文化，同時在學傳統文化的過程當中。”

采訪中，有家長認為“童學館”宣傳傳播國學卻不教國學，有些自相矛盾。對此，于館長認為：“因為我們的教育是一種選擇性的，就是家長認同教育的內容和他的這種科學的體系的話，他可以選擇學習，如果他不認同的話也沒有人逼著他學。”

此外，現場見到的“先生”們都是20歲左右的女孩子。于館長：“我們要求全部都是師范畢業的老師，第二個標準就是要有教師資格證，要有傳統文化的特長，同時我們所有的老師上崗之前都要接受我們專業課程的培訓，這個課程是在童學館的總部統一進行培訓，統一培訓統一考核，考核合格的老師才能上崗來教這個課。”

上中小學要找個好學校，上培訓班也是。在漳州市區繁華地段的一個繪畫培訓中心就頗受家長的青睞。這家輔導培訓機構占地100多平方。據介紹，中心共開設涂鴉班、基礎班和提高班三個班級，每個班學員在10個左右。中心負責人告訴記者，中心采用的是啟發式教學：“每個孩子來了以后都是游戲式的教學，然后在里面有涂涂畫畫，有形狀啊各種游戲，故事式，各種都有。就是尊重兒童，兒童他有自己的想法跟創意啊。這邊主要都是學前教育專業的老師。”

這樣的教學方式收費并不低，學費以季度計算，每周一次，一次學時1個半小時，每個季度700元至850元不等，但不少家長就是看中這樣的教學方式，寧愿經濟負擔重些，也要選擇送孩子到這里學習。家長說：“因為我覺得她這家在教育理念比較符合我的一些看法，不是那種比較傳統的教法。對家庭經濟負擔肯定有一定，因為工薪階層收入基本不變，但是從培養孩子的興趣方面我覺得是值得的，這也是一種投資嘛。”

記者在走訪了其它一些輔導機構發現，繪畫、英語、語文、數學等輔導課價格從幾十到幾百元不等。記者從漳州市物價局了解到，目前，早教和培訓市場收費尚無標準可依。物價管理部門對于輔導機構的教學收費還沒有相關的標準，由各機構自定價格。

而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不少輔導機構師資設施都比較簡單，大多選擇在一些學校周邊小區的套房里，一個黑板，幾張簡易的桌椅。而在師資方面，大多聘請一些在職老師擔任：“我們請的是在職老師。我們分兩班，一個班在10個左右。一個班就一個老師。我們老師最少都是五年以上的經驗，然后主教的老師都是七年八年以上的經驗。”

記者從漳州市教育局了解到，漳州目前的一些培訓中心和輔導機構大部分都是沒有經過資質認證的，良莠不齊。漳州市教育局工作人員李老師說：“沒這個資質。現在目前，從行政角度講，肯定是要經過申請的，但據我了解，現在目前沒有一個正規的渠道，比如說我們教育局在這一塊有一些政策。我們只有業務上的指導這方面，很多不規范的。也沒辦法去解決，因為沒有相關的執法部門。還有是老師方面，他沒有相關方面的比較正規的資質，而且據我了解，很多都是一個民間的團體的培訓機構，有的甚至都不懂得學生的生理心理特點，它的教育規律，說白了，是持證上崗，其實是無證上崗。”

“提分快狠穩”“一線名師1對1”“早一步，贏一路”……一到假期，各類輔導班的宣傳廣告鋪天蓋地，從語、數、外到音、體、美，科目繁多；從課本知識到課外拓展，內容廣泛；同時這些課程往往價格不菲。而補課市場熱鬧的背后，卻也暴露出這一行業領域中的不少問題。一些培訓機構所宣稱的“名師”們，很多沒有取得教師從業資格，有的甚至是在校的大學生。很多輔導班大肆宣揚的名師，有的只是掛名，一年來上一次公開課，有的只掛名從未上課，有的甚至直接造假。家長對于教師的教學水平很難通過一兩次公開課來判斷。

家長說：“主要是這個老師的資質不確定，因為很多社會輔導機構，有的是老師課后時間去干輔導班，這個老師的教學質量還能保證，有的是校外兼職的大學生，還有的就是有一些所謂的老師就是從一些不正規的機構一人兼職或者是多職，多個培訓機構去跑，這樣他的使用教材不一樣，另外學生的接收能力和講的東西也不一定同步，把孩子送這樣的輔導班不一定就能學的好，真正是學生能提高成績，家長能滿意的這種效果。”

在龐大的輔導班中，許多是“無資質、無師資、無辦學條件”的黑學校，以低廉的價格攫取培訓市場，有的轉入地下，有的暗箱操作，還有家長為隱蔽的輔導班“站崗放哨”，也給教育部門的監管帶來很大難度。某大型培訓學校教師劉娜說：“少兒和幼兒的培訓學校秩序混亂，一個老師只要一張桌子就可以辦一個補習班，特別是小學中學附近的家屬樓里面，掛個牌就可以課后輔導，對于這我們這樣正規的補習機構是一個很大的沖擊，我們也沒有辦法。”

很多家長將孩子送到市場化的課程輔導班是為了查漏補缺，迅速提高成績，至于收費往往是一個愿打一個愿挨，收費價格掌握在培訓機構自己的手中，對于很多沒有辦學資質的培訓機構，監管成了難題，更別提消防等相關的配套措施。某培訓學校教師程宇：“你有沒有教育局辦學資質，如果有的話就應該有相應的價格標準，有沒有經營許可證在工商局，有沒有消防的一些登記證明，如果說都有的話，那么他們的收費應該是相關部門考察過的，如果說沒有的話那就應該是自主定價，那我們就要看有多少學校是在教育局有審批資格的，大部分應該都是沒有的。”

當下我國龐大的教輔市場涌入百萬量級的從業教師，他們大多游走于不同的補習學校和輔導班。不過，在賺取一定的課時費背后，卻也蘊藏著老師們對于自身行業未來不確定性的擔憂。今年三十出頭的秦明生大學畢業后就一頭扎進了日漸紅火的教輔市場，成為了一名兼職教師：“我們這個學校老師有二十個左右，學校大概不到1000平的教室，大班教室或者是一對一的小隔斷都有，數學，語文、文綜、理綜都可以輔導。”

雖然一直在這家學校工作，但秦明生并不算這里的全職教師：“全職教師相對較少，真正要是想掙錢的話，還是兼職掙得多，但是兼職的話就沒有基本工資，底薪等等。因為這行掙得相對較多，所以也沒有人在意基本工資，或者保險什么的。收入差距挺大。”

除了不菲的收入外，不算太高的準入門檻也是小秦當初選擇這行的主要原因：“學歷要求不大，本科畢業就夠，但是對教學質量還是有要求的，畢竟如果講得不好就跑學生，所以老師來了，一般都要講3到2節課，看看具體情況能不能講好，還要非常注意學生的反饋，學生說這個老師講得不好，有時候未必是老師講得不好，但如果學生不適應，就得換老師。教師證大多數學校都會提，但真正看的不多，看教學質量，如果剛畢業的學生去的話，一般也教不了。”

然而，盡管拿著高額的課時費，可作為教育領域的“自由職業者”，小秦們對未來充滿迷惘：“這一行的發展前景還是比較小的，在這行當老師，一般情況下，到一定程度會自己組織個比較小的補習班，或者是合伙人什么的一點點往上爬。像我現在也面臨這個問題，一直干這行，也就這個狀況了，再往上發展也很難。其實我們這行有不少老師講課非常好，但想到公辦學校應聘全職教師很難，有不少老師也去了民辦學校，但是，這個行業時間比較自由，如果到學校全職之后，掙得未必有這行多，而且時間都搭進去了。”

各方觀點討論教輔機構問題

調查報告顯示：2016年中國中小學輔導機構市場規模超過8000億元人民幣，參與學生規模超過1.37億人，輔導機構教師規模達700萬到850萬人……輔導機構發展紅紅火火，但其中問題也逐漸凸顯：輔導機構專業標準缺失，教師隊伍整體水平參差不齊，輔導機構中教師流動性大、更換頻繁也是培訓機構非常頭疼的問題。

教輔機構與學校教育是怎樣的關系？學校應當如何應對校外培訓機構的沖擊？不久前，一篇“瘋狂學而思”引爆家長群，大家都在熱烈地討論著，到底要不要報“學而思”？而這家培訓機構是否真如文章所說，捆綁了無數家長和學生？

除了校外培訓機構瘋狂擴張，這些年“小升初”政策也在頻繁更迭，雖然其原意是為孩子減壓，但沒收到預期效果，反而出現了民校混戰、公校私招、培訓機構“搶坑”等亂象。

2013年8月25日，教育部頒布了《關于明確義務教育階段民辦學校招生有關問題的意見》（教政法函〔2013〕15號），規定了“無論公辦還是民辦學校，接受適齡兒童少年入學都不得采取考試方式進行選拔”。這是一場從上至下解決教育公平性問題的一個舉措。問題是取消筆試后如何錄取？

某機構負責人承認，“過去小升初民校聯考的培訓份額大約占我們業務量的一半以上。”民校聯考取消后，擇優錄取的方式則依賴各種競賽證書或者合作機構的摸底考，不管哪一種，對培訓市場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利好。這也正是校外培訓機構瘋狂擴張的土壤。

中國教育學會名譽會長顧明遠認為，校外培訓機構確有存在的必要，但也要加以整頓。教育培訓機構應該是學校教育的補充，不應是教育競爭的推手。教育培訓機構也應推進素質教育，不應把學生培養成考試機器。顧明遠表示，推進素質教育，必須破解培訓機構“綁架”學校的困境。為此，教育行政部門要有所作為，出臺一些政策，抑制教育的無序競爭。首當其沖的是大力推進學校的均衡發展，加強薄弱學校的建設。教育競爭最主要的根源，還在于教育發展的不均衡。每位家長都想讓自己的子女進入優質學校，這是可以理解的。只有教育均衡發展了，才能從根本上破解教育惡性競爭的難題。

隨著家長和學生自己對成績的過分追求，教輔機構發展進入到了一個巔峰時刻，大大小小的教輔機構遍布每個城市，不少教輔機構都吐糟競爭激烈。安徽六安市一家較大規模教輔中心教學部主任王潤告訴記者，現在，這樣的教育輔導中心并不好做：“就這一塊來講，準入門檻還是比較高的，但是有些小的輔導機構，他打擦邊球，他就不辦這個東西，也就是找了幾個輔導老師在一塊，表面上學生到我這來上上自習，我給他解決解決問題，我并不是上課，并不是招生，所以他就不辦這個東西。記者：這個東西辦起來，流程走起來難嗎？比較難的，審批比較難的，教育局審批都是比較難的。”

王潤介紹，嚴重困擾教輔中心發展的一個因素那就是教輔中心老師的不固定性：“作為一個教輔機構最困擾的就是教師隊伍不穩定，最尷尬就是有些老師剛培養出來以后，參加考研啊，考公務員啊，各種各樣的形式，流動性比較大，我們這易百分還算不錯的，有一只穩定的教師隊伍，有些小的輔導機構，根本就沒有穩定的教師，所以說很難發展起來。”

不過，在和這位教學部主任的聊天中，記者也發現了一些問題，那就是整個教輔行當，名義上需要教育主管部門的審批和監督，但是事實上并非如此，在審批上可以打上自習的擦邊球，監管方面那就更無從談起了：“（他們是過來突擊檢查，還是每季度、每半年去怎么樣一次呢？怎么來監管你們的呢？）我們自己申報啊，主要是申報，他也會過來檢查，到時候你要做申報啊。”

面對可以說有內憂也有外患的行情，記者問王老師如何發展下下去，怎么建設自己的交付團隊，王老師笑著說，一切向錢看：“吸引老師，講白了，就是在待遇上提高，讓老師在這里感到更有保障啊，工資保障、社會保障。最高能拿8000到1萬吧。”

各類教育輔導、培訓機構呈現的諸多亂象中，資質和門檻問題是較常見的問題之一。在吉林通化，市場上326多家各種輔導機構中，只有70多家具有教育部門的辦學許可，很多所謂“名師”就是剛剛踏出校門的畢業生。通化市教育局副調研員劉剛說：“很多熱門的中小學培訓機構有的甚至不能叫培訓機構，就是個人家兩個屋子，這些大多沒有辦學資格。咱們現在嚴格規定在校的老師是不允許出去講課的，抓到懲罰的后果是非常嚴格的，那些所謂的名師很多都是剛畢業沒有考上教師的大學生，水平高的大部分都在學校里。我們現在想處理這些輔導班也很為難，他們在工商登完記，也是正規的，只不過偷換概念了一下，不像買東西，這個東西假的就是假的，補習成績你說上不去不來你這補了，不好處理。”

教輔市場和機構當中，除了辦學資質和師資，還有教學材料這個關鍵環節。說起輔導教材，每個人的學生時代應該都買過不少。數據顯示，我國接受學歷教育的人群中，小學約1億人，初中約5000萬人，高中近4600萬人。如此計算，教輔書年銷售額有330多億元。教輔市場持續高溫，教輔書品類越來越多，其中不乏一些選題嚴重同質化、印刷質量不合格等問題的書籍，這也給學生們帶來了不小的困擾：“一科有的都好多中，不同的出版社出的，挑的時候確實也不知道咋去給孩子挑。有的聽老師推薦推薦，聽別的家長說說，就不知道給孩子選哪種輔導書比較好。”

為了把這些編寫質量低下的教輔材料堵在校門外，給學生購買教輔提供必要的專業指導，河南省實行中小學教輔評議推薦制度。參加評議的教輔材料主要是與現行的中小學教科書相配套的同步練習冊。教育廳將從中擇優選出若干套，進行公告，并向學生推薦。小學老師陳瑞說：“我覺得好，現在這教輔五花八門什么都有，還有一些盜版的，家長買資料的時候都要問老師，咨詢老師，我們買一些什么樣的資料。我們跟學生家長推薦的時候也比較好推薦。”學生家長牛先生說：“教輔這塊太雜了，評議評議人家先給你把把關，把質量不好的給濾一遍。家長這樣也比較放心，對學生來說也比較好。”

執行教輔評議推薦制度過程中，如何保證公平公正，選出的教輔材料又是否真的質量過硬？河南省教育廳一位工作人員介紹，每次評議前，從專家庫中隨機抽取專家成立省教輔材料評議委員會進行評議：“我們建的有教材評審評議專家庫，從庫里隨機抽取一些教師、教研員、還有相關教材出版專家，還有出版專家，主要是評議它的質量。評議的時候我們會制定有評議標準，評委們會從對我們教材的適合度，貼近度還有教輔的內容。”

對此，河南教育學院教授徐玉斌認為，實行教輔評議推薦可以有效的避免教輔材料過度混亂的局面：“它有點像教材一樣，實際上納入教材體系了，教輔和教材的管理一樣，都要上目錄，這樣的話至少說避免教輔材料過度混亂的這種局面，因為學校自選的話，有的學校老師沒有這種能力，就使一下編制質量比價差得教輔進入學校，不僅增加學生負擔，更主要是影響教學。”徐玉斌教授還建議，要使教輔評議達到最佳效果，不妨把作為用戶的學生納入評價隊伍：“評議隊伍本身，不要光由行政人員評，專家評，更要使用教材的老師和學生也要參與評。因為他們是使用者，不能說評什么東西最后用戶不參加。比如說我要評一年級的教輔，可以讓二年級的學生來參與。來判斷教輔的質量和使用對學習的作用。”

有業內人士表示，當下，國內專業標準的缺失使得教輔機構行業內部魚龍混雜，輔導機構教師隊伍整體水平參差不齊，為行業整體形象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統一的全國標準的建立有其必要性與迫切性，第三方機構的認證與監管作用將日益凸顯。21世紀教育研究院的副院長熊丙奇說：“對于教輔機構來講，建立全國統一的標準，那顯然是不合理的或者說也是不現實的。因為我們都知道，教育本身是個性化的，每個機構他可能也有自身的特色，我們希望所有的學校，千校一面。既包括學校的體制內的學校，同時這種培訓機構它更加應該個性化發展，那怎樣感覺這個問題？它實際上根據現在的民辦教育促進法，我們今后的所有民辦學校只要執行分類管理，教育培訓機構他其實就是盈利性的民辦教育，那盈利性的民辦教育，它其實就已經應該實行（自）注冊，同時注冊的時候，這個其實就是對他的（聽不清）。具體來講其實有這種經營的資質，達到這種注冊為公制的條件，同時如果進行教育培訓的話，同時要增加有關教育部門的對他的教育的評估，因此這是通過這種資質的審核，它的注冊來解決它門檻的問題，具體這個學校它的師資隊伍的建設，教育的師資從兩個方面提高，一個就從我們所希望的專業評價，第二社會評價，按照國家整個教育管辦分離的要求，不僅僅是對于民辦培訓機構是應該管辦分離，就是對于體制內的公辦學校、民辦學校，他也應該管辦分離，其中評的這部分，對于培訓機構來講，我要求是兩個力量，一個是專業認證，第二個就是家長的選擇，專業認證其實就是需要有獨立的第三方來建立相應的這種評價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