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單位、一個行業、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公共信任資本，這種資本的多少決定其所處環境及人群接受它的可能性和速度，與某些公共信任資本少的人合作需要很長時間的考驗，而與公共信任資本多的人合作卻幾乎不需考驗。

一個社會，把生命交給誰？把孩子交給誰？把公道交給誰？當然是那些社會公共信任資本最豐厚的人，即群體良心和正義的代表。正是這些人的長期努力，才形成了醫療、教育、司法的公共信任資本，也才有其良性運作的基礎。然而，這種資本積累很不容易，時間漫長，損害或摧毀卻非常容易。中國奶粉剛剛在積累社會公共信任資本，沒想到一次三聚氰胺，幾乎把這行業的公共信任資本徹底摧毀，國人對中國奶粉的信任一落千丈；中國紅十字會長期積累了那么豐厚的公共信任資本，確也因為郭美美事件受到很大沖擊。

曾經的中國醫療，科技水平不如現在，但卻有豐厚的社會公共信任資本。那時候的各地人民醫院、大學附屬醫院、中醫醫院等，百姓都是非常信任的。如今，這種高度信任已不存在，有時候甚至連起碼的信任也沒有。不少好醫生和想當醫生的青年人十分困惑：我們只想救治病人，可患者和家屬就是不相信我們。醫生十分委屈。

他們為什么不相信呢？個別醫生、醫院為了獲利，不惜以犧牲善良和責任為代價。

有些醫生甚至毫不掩飾地告訴患者，我看病開藥就是要完成經濟指標，讓人聽了心驚膽戰。還有第一天坐門診的青年醫生，為了完成經濟指標，給掛錯號的病人亂開藥，后來想糾正，病人說錢已花光了，青年醫生突然感到良心極度不安。趨利的醫療，讓一些醫院、醫生逐漸脫離了治病救人的正道。

而當有的醫院和醫生邁出五十步時，敢于邁出一百步的莆田醫療系出現了。他們沒接受過基本的醫學職業精神教育，不知道什么是醫療的底線，用完全做買賣的方式對待患者，“你有病，病很重；我有藥，藥很貴。”目標是將“客戶最大化”、“利潤最大化”，至于治病救人有時只是一個招牌。唐山某醫院院長告訴我，他當院長的第一天，一位儀表堂堂的70多歲農村老大爺來到他辦公室，老人家憤怒而不理解，為什么自己一個小小皮膚病卻被醫生診斷成性病。院長忽然想起醫院的皮膚科被莆田系承包了，這怎么得了，我們醫院、我們醫生的名聲信譽就被這樣糟蹋了，老百姓分不清哪個白大褂是害人的壞醫生。院長下決心把這些莆田系趕出醫院，可多少領導來說情，后面復雜的利益鏈條，直到3年后才把他們徹底趕走。這樣做收獲的是金錢，代價是瘋狂耗損中國醫療行業的公共信任資本。

20多年了，老百姓分不清哪個醫院會宰他們，哪個白大褂是真正看病而不是看患者的錢袋。醫療行業公共信任資本的嚴重損失，讓當下剛進入或進入醫院不久的醫生困惑，“為什么患者這么不信任我們？”想想過去的醫療，再看看那些始終堅守醫者良知的好醫生，只有從自己做起，以心換心，以情動人，信任才能重建，公共信任資本也會逐漸積累，我們需要格外珍惜和維護這份信任。

（作者系北京協和醫學院教授、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出版社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