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我們在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大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分析研究這段震撼世界、彪炳史冊的輝煌歷史時，都會涉及這樣幾個重大問題：紅軍為什么被迫進行長征？紅軍長征為什么能取得勝利？紅軍長征勝利后為什么能夠很快形成全民抗戰的局面？要回答這些問題，都離不開一個重要因素，那就是統一戰線。

★紅軍為什么被迫進行長征？毛澤東同志曾多次分析指出：“紅軍長征二萬五千里，不是因為有統一戰線，而是因為太純潔。”

1927年，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軍閥在帝國主義支持下，先后發動“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竊取了北伐戰爭勝利成果，建立了代表地主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利益的獨裁專制政權，也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和國民革命聯合戰線的破裂。

1927年，中共中央召開的“八七”會議，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并在初步總結統一戰線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將工作重心由對國民黨工作轉到發動工農群眾上來。1928年黨在莫斯科召開的六大，明確了中國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革命現階段的性質仍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當前中國的政治形勢是處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的低潮時期，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由此進一步制定了工農民主統一戰線的方針和策略。按照“八七”會議、特別是六大精神，黨在統戰工作中將鞏固工農聯盟作為著力點，深入開展土地革命，大力發展工農紅軍，不斷擴大根據地。

但是，“八七”會議和六大在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影響下，對當時中國社會的階級關系缺乏正確認識，在統一戰線工作中實行了關門主義政策。大革命失敗后，民族資產階級退出國民革命聯合戰線而附和了國民黨新軍閥。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據此認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已經跑進反革命陣營，而且整個小資產階級也脫離了革命，剩下的革命動力只有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我們黨完全接受并照搬了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對中國階級關系的分析，錯誤地將小資產階級排斥出革命陣營，將民族資產階級視為革命對象，甚至作為“阻礙革命勝利的最危險的敵人之一”，而認為革命動力應該是清一色的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并且強調黨員成分的無產階級化和黨的指導機關的工人化。黨的六大本身就體現了這種“兩化”的要求，出席會議的84名黨代表中工人占41人，選出來的36名中央委員中工人占21人，選出來的5名中央常委中工人占3人，工人出身的向忠發擔任了總書記。1931年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后，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和冒險主義占據了中央領導地位，將統一戰線中的關門主義錯誤發展到了極點，提出并實行了一系列過“左”政策。比如，在對待資本主義問題上，規定商人資本家及其代理人、中間人和買辦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對資本家課以重稅。在對待富農問題上，主張堅決打擊，實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政策。特別是無視“九一八”事變后，國內階級關系和社會主要矛盾的重大變化，看不到民族資產階級及其黨派提出的抗日民主的要求，仍將他們視為最危險的敵人，決不能與之實行任何的聯合。

正是這些“左”傾關門主義的理論和政策，使黨未能利用“九一八”事變后出現的有利形勢，及時建立包括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廣泛統一戰線，使自己從孤立的政治環境中走出來。相反，甚至在蔣介石糾集百萬大軍對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五次圍剿的嚴峻形勢下，黨的臨時中央在瑞金召開的六屆五中全會，仍然主張集中火力反對中間派別，繼續執行只搞下層統一戰線、加強工農聯盟的策略，同時在黨內強調純潔革命隊伍，在根據地搞大清洗，這成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進行長征的重要原因。正因為如此，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多次說，“瑞金時代最純潔最清一色了，但那時我們的事情特別的困難，結果失敗了。所以，真理不在于清一色”。他還說，“要正確認識統戰組織成分不純的問題。瑞金時代組織最純潔，但有一個缺點，形式純潔，卻孤立了自己，政權不穩定，要搬家（即經過長征搬到延安）”。

★紅軍長征為什么能取得偉大勝利？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高度重視做好統戰工作。可以說，紅軍長征的勝利，也是統一戰線的勝利。

1935年1月紅軍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的統治，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紅軍和中國革命，是黨的歷史上一個偉大的革命轉折，標志著黨在政治上走向成熟。遵義會議的意義體現在統一戰線上，就是拋棄了“左”傾關門主義的錯誤路線，高度重視統戰工作，廣泛團結爭取國民黨地方實力派、少數民族和宗教人士等，為奪取長征勝利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首先，重視做好國民黨地方實力派的工作。蔣介石在國民黨中央的統治地位確立后，國民黨內仍然派系林立，中央與地方之間、地方與地方之間的矛盾和斗爭不斷，充分利用這些矛盾，開展對地方實力派的統戰工作是粉碎敵人追剿、奪取長征勝利的緊要條件。毛澤東早在長征前，就十分強調做好這方面工作。1934年6月，他在同劉曉、何長工談話時指出，“不能只知道‘御敵人于國門之外’的死打硬拼，也要利用反動派之間的矛盾，加強統一戰線工作。”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利用擔任“剿匪”軍南路總司令的廣東軍閥陳濟棠與蔣介石的矛盾，同陳濟棠談判達成就地停戰、互通情報、解除封鎖、互相通商、必要時相互借道等五項協議，從而使紅軍得以在開始長征后借道陳濟棠防區，順利突破了蔣介石布下的第一道封鎖線。遵義會議后，毛澤東更加充分利用各派軍閥間的矛盾，帶領紅軍先集中實力打擊地方軍閥王家烈部，再集中實力打擊中央軍薛岳部，將敵兩個師消滅大半，創造了“四渡赤水”的佳話。在整個長征途中，毛澤東還領導黨和紅軍積極開展對云南、四川等地方軍閥的統戰工作，也都取得了明顯成效，促使他們消極追堵，大大減少了紅軍的傷亡。

其次，重視做好少數民族工作。紅軍長征經過苗、瑤、壯、布依、彝、藏、羌、回等十多個少數民族聚居區，其中中央紅軍長征371天，在少數民族地區即達132天。這些民族地區社會形態差別很大，對黨和紅軍了解不夠，這決定了做好沿途少數民族的統戰工作，對奪取紅軍長征勝利至關重要。黨和紅軍領導人高度重視、親自做少數民族上層人士工作。紅軍到達四川西昌彝族聚居區后，毛澤東對強渡大渡河先遣隊司令劉伯承說，“先遣隊的任務，不是去打仗，而是去宣傳黨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與彝民達到友好。只要我們全軍模范地執行紀律和黨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會打我們，還會幫助我們通過彝族區，搶先渡過大渡河”。他還特別叮囑，要與彝族果基家族結盟修好。劉伯承按照毛澤東的要求，與彝族果基家支頭人小葉丹在彝海邊歃血為盟，借路北上，經七天七夜安全通過200里彝族地區，為搶渡大渡河贏得了寶貴時間。紅軍長征途中不僅運用多種形式宣傳各民族一律平等等政策主張，還從實際出發，提出不打少數民族土豪等政策，這對于爭取少數民族上層人物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紅軍還在貴州、四川等地幫助少數民族建立了一批革命政權。黨和紅軍的這些政策和措施，得到了沿途少數民族的擁護和支持，廣大少數民族群眾不僅為紅軍提供了大量糧食等物資援助，還踴躍參加紅軍，其中四川羌族土司安登榜，放棄家業率200名羌族勇士隨紅軍長征，成為紅軍中唯一一位土司出身的指揮員。

再次，重視做好宗教界人士工作。紅軍長征經過的少數民族聚居區，許多是全民信教，因而在做好少數民族統戰工作的同時，有針對性地做好宗教界人士統戰工作，對奪取長征勝利同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長征途中，黨和紅軍通過多種形式宣傳尊重信仰自由，保護寺廟、宗教經典。紅軍指戰員嚴格遵守黨的宗教政策，努力爭取宗教界人士與紅軍的合作，收到顯著成效。四川甘孜白利寺的格達活佛，積極組織僧俗救護、轉移紅軍傷病員，先后接納千余名傷病員隱藏在寺內。甘南是回民聚居區，紅軍專門頒布《回民區域政治工作》，規定必須尊重回民習俗和宗教信仰，得到廣大回民群眾的歡迎和支持。

★紅軍長征勝利后為什么能夠很快形成全民抗戰的局面？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長征途中，我們黨高舉全民族團結抗戰的大旗，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吹響了全民族覺醒和奮起的號角，匯聚起團結抗日、一致對外的強大力量。”

紅軍長征時期，我們黨召開的瓦窯堡會議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調整了統一戰線政策，開展了富有成效的統一戰線工作，從而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做了充分的理論、政策和實踐上的準備。

1935年7月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把建立最廣泛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作為各國共產黨的基本方針。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起草了《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即《八一宣言》），10月1日正式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義發表。《八一宣言》突出了中日民族矛盾，提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政治主張，強調建立包括上層在內的廣泛統一戰線。

同年12月黨中央在陜北瓦窯堡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瓦窯堡會議），根據共產國際七大精神，結合中國具體實際，確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路線和策略。會議通過的《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和黨的任務的決議》指出，當前政治形勢的基本特點是日本帝國主義正準備吞并全中國。在這種形勢下，一切不愿當亡國奴、不愿當漢奸賣國賊的中國人的唯一出路，就是聯合起來，開展神圣的民族戰爭。只有廣泛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下層的與上層的），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在隨后召開的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毛澤東作了《論反對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進一步闡發了瓦窯堡會議精神。他深刻分析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和利用地主買辦營壘內部矛盾的可能性，指出在民族危亡的關頭，民族資產階級有參加革命的可能，國民黨統治營壘將進一步分化，英美派買辦集團在一定條件下也將被迫參加抗日。因此，他指出目前中國共產黨的基本策略，是聯合民族資產階級和一切同盟者，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不要關門主義，要的是制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死命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瓦窯堡會議決議和毛澤東的報告，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提供了理論指導。

適應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需要，黨對統一戰線政策做出了一系列重大調整。瓦窯堡會議決議將工農共和國改為人民共和國，指出人民共和國以工農為主體，同時又容納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階級；首先保護工農群眾的利益，同時又保護民族工商業的存在和發展。與之相適應，黨還改變了對富農的政策，對其財產不沒收，對其土地除封建剝削的部分都予以保護。特別是黨根據蔣介石和國民黨在日本帝國主義步步緊逼形勢下態度的變化，果斷公開放棄反蔣口號，改抗日反蔣為逼蔣抗日。1936年1月，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名義發表談話，表示倘蔣介石真正抗日，我們當然可以和蔣介石聯手，第一次明確表達了中國共產黨同蔣介石聯合抗日的態度。在國共多次接觸基礎上，同年8月中共中央發布《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倡議在抗日的大目標下，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這是中央第一次發表主張實行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正式文件。這些重大政策的調整，受到社會各界的歡迎和支持，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提供了政策保障。

黨不僅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和政策，而且從多方面積極開展統戰工作，并取得了重要成果。首先，黨中央全面加強了對統戰工作的領導，僅1936年半年多的時間里，中央政治局就多次開會研究統戰工作。7月27日在討論東北軍工作委員會工作問題時，毛澤東明確指出，“過去我們確定的工作方針是：第一，在西邊建立根據地；第二，在東邊開展游擊戰爭；第三，建立聯合戰線。以后的工作方針還是這三條，但次序要變更，把建立聯合戰線放在第一位”。這樣，開展統戰工作就成了全黨的首要任務。其次，重點開展對國民黨地方實力派的工作。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后，為解除國民黨軍隊對陜北根據地的威脅，重點開展了對地方實力派的統戰工作，特別是集中開展了對駐扎在西北地區的張學良、楊虎城及其領導的東北軍、西北軍的團結爭取工作，取得突破性進展，到1936年上半年，紅軍和東北軍、第十七路軍之間實際上停止了敵對行動。對張、楊的工作，還為后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創造了關鍵條件。再次，全面開展各階級階層、各黨派團體以及各族各界人士的統戰工作。以西北回民工作為例，黨中央就花了很大功夫。1936年5月25日，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名義發表《對回民人民的宣言》，主張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決定；保護清真寺，擔保回民信仰的絕對自由；聯合回族中一切武裝力量，成立“回民抗日軍”；取消軍閥官僚民團的一切苛捐雜稅，改善回民的生活；保護回文，發展回民的文化教育；回漢兩大民族親密地團結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與漢奸賣國賊等。6月8日，中央進一步明確提出對回民工作的基本原則和政策，特別規定了“三大禁條、四大注意”，即禁止駐扎清真寺、禁止吃大葷、禁止毀壞回文經典，講究清潔、尊重回民風俗習慣、不準亂用回民器具、注意回漢團結。為加強對回民等民族工作的領導，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還決定專門成立少數民族工作委員會。黨的統戰工作的全面深入開展，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奠定了實踐基礎。

總之，我們可以從紅軍長征時期的偉大實踐中得出這樣一個歷史結論：什么時候重視統一戰線，并實行正確的理論和政策，黨的事業就發展；什么時候忽視輕視統一戰線，或實行錯誤的理論和政策，黨的事業就遭受挫折。

（作者系中國人民政協理論研究會副會長、中央統戰部原副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