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下午,從埃塞俄比亞傳來好消息,我國申報的“二十四節氣——中國人通過觀察太陽周年運動而形成的時間知識體系及其實踐”,被正式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春雨驚春清谷天,夏滿芒夏暑相連,秋處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二十四節氣是對農業生產的經驗總結,我們的前人很早就認識到了季節更替和氣候變化的規律。《尚書·堯典》有“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語言學家王力先生認為,這意味著時人已經掌握了“二分”和“二至”,其中的日中、宵中即指春分、秋分,日永、日短即夏至、冬至。《呂氏春秋》又把“二分”叫做日夜分,因為這兩天晝夜長短相等;把“二至”叫做日長至、日短至,因為這兩天一天白天最長一天白天最短。

《左傳·僖公五年》傳曰:“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每月朔日在太廟聽治一月之政事),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云物(云物,云的色彩,《周禮》所謂‘以五云之物,辨吉兇、水旱降豐荒之祲象’),為備故也。”歷史學家楊伯峻先生認為,這意味著時人已經掌握了“四立”,此中分為春分、秋分,至為夏至、冬至,啟則指立春、立夏,閉則指立秋、立冬。那么,前面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國君于“二分”“二至”及“四立”之日,必登臺以望天象即日旁云氣之色,以占吉兇,對未來心里能早點兒有譜。“四立”何以稱為啟、閉?楊先生如此解釋,春生夏長,古人謂之陽氣用事,啟,開也,故謂之啟;而秋收冬藏,古人謂之陰氣用事,故謂之閉。

到了《呂氏春秋》那里,便明確提到立春、立夏、立秋、立冬這四個節氣了。其開篇《孟春紀》即談及立春時的規定動作:“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齋。”到了立春那一天,“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于東郊。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于朝”。立夏、立秋、立冬的時候也是這套程序,只是太史分別又說了“盛德在火、在金、在水”一類的話,因此天子這三天大概同樣沒有肉吃。“還”的時候,出手也不盡相同,立夏“還,乃行賞封侯慶賜,無不欣悅”;立秋“還,乃賞軍率武人于朝”;立冬“還,乃賞死事,恤孤寡”。到了《淮南子》,我們更見到了和后世完全相同的二十四節氣名稱,表明至少在秦漢年間,二十四節氣已經完全確立。

《淮南子·天文訓》曰:“兩維之間,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而升日行一度,十五日為一節,以生二十四時之變。”然后,從冬至開始,每“加十五日”,則道出一節氣名稱,小寒、大寒、立春……再以冬至終,次序和今天一模一樣。不過,《漢書》的記載表明,這個次序實際上被后人微調過了,其《律歷志》在“驚蟄”之下有“今曰雨水”,“雨水”之下有“今曰驚蟄”,“谷雨”之下有“今曰清明”,足證漢初驚蟄尚排在雨水的前面,谷雨尚排在清明的前面。所以,何寧先生集釋《淮南子》時認為:“后人以今之節氣改之也。”孔穎達《左傳正義》干脆點明,更改就發生在武帝太初(前104-前101)年間。調整的目的何在?大約節氣名稱的含義更接近時令之故吧。

二十四節氣是前人留下的寶貴財富,在農業社會就是揭示時令特征、指導農業生產的“百科全書”,融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在我的童年記憶中,京郊農民完全照此行事。宋人即編輯了《歲時雜詠》,二十四節氣成為詩人靈感迸發的重要題材。以四立來說吧,只挑名人的,孟浩然有《立春日對雪》,“迎氣當春立,承恩喜雪來。潤從河漢落,花逼艷陽開”云云;司馬光有《四月十三日立夏呈安之》,“留春春不住,昨夜的然歸。歡趣何妨少,閑游勿怪稀”云云;白居易有《立秋日曲江憶元九》,“下馬柳陰下,獨上堤上行。故人千萬里,新蟬三兩聲”云云;范成大有《立冬夜舟中作》,“人逐年華老,寒隨雨意增。山頭望樵火,水底見漁燈”云云。諸如此類,都是在借時令而抒發各種情感。

前人的經驗之談,往往是科學認知的基礎。2006年6月,二十四節氣入選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不啻一種肯定。現在,二十四節氣又得到了世界的認可,但同時也意味著該遺產項目的保護工作踏上了新的征程。最起碼,“二十四節氣”這一重要的文化遺產在當代社會文化生活中如何煥發出新的活力,還是一個相當艱巨的課題。

作者系南方日報高級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