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后，故宮博物院13427箱又64包精品文物遷址保存。這批文物在經歷了南遷、西遷、東歸的顛沛流離后，最終一分為三。一部分入臺；一部分回歸北京故宮；剩下的一部分，至今依然懸而未決。

最后一批故宮南遷文物：依然懸而未決

1987年6月，著名考古專家張忠培調任故宮博物院院長。

這位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此前在吉林大學任教多年的新院長雄心勃勃，想要在自己手上收回故宮流散在外的文物，打造一個完整的故宮博物院。

“這個問題要從國家統一的大局來考慮。我們大陸內部的文物問題都解決不了，將來怎么要求臺北故宮的文物完璧歸趙呢？因此，我就產生一個想法，要辦成完整的故宮博物院，要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睆堉遗喔嬖V《中國新聞周刊》。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最后一批故宮南遷文物。

這批文物共2211箱。1960年，故宮博物院和江蘇省文化局簽訂協議，約定“寄存”于南京朝天宮庫房，由后者代管。本來約定最多寄存兩年，由于種種原因，一存就是55年。

故宮慈寧花園寶相樓的佛堂里，已經空了80多年的700多個紫檀佛龕，依然空著。

輾轉遷徙路

1933年2月5日夜，北平全城戒嚴。幾十輛板車從神武門廣場出發，前往火車站。安靜的道路兩旁，軍警林立。

車上裝的，是故宮博物院精選、打包好的13427箱又64包文物?！熬乓话耸伦儭焙螅哲娺M逼華北，為使文物免遭劫毀，故宮決定將精品文物遷址儲藏。

這批文物在上海暫存之后，于1936年開始分五批遷入了專門新建的南京朝天宮庫房。故宮博物院為此成立了南京分院，來自“故宮世家”、一路護送這批文物的梁廷煒和兒子梁匡忠都進入了南京分院。

抗日戰爭爆發后，這批文物又踏上了西遷之路，分別運往貴州安順“華巖洞”（ 后運往四川巴縣）、四川峨眉和四川樂山。2900多箱來不及運走，滯留在南京。

1944年，梁匡忠的大兒子出生于四川峨眉，取名梁峨生。1946年，二女兒在樂山出生，樂山古時叫嘉定府，因而取名梁嘉生。

抗戰勝利后，分散三地的文物先后運抵重慶，于1947年回到南京，重新存放于南京朝天宮庫房。

朝天宮庫房對面的院子現在變成了江蘇省昆劇院，當時是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家屬院。1947年5月，梁金生在這里出生，因南京又稱金陵而取此名。

朝天宮庫房是一座堅固的鋼筋混凝土堡壘式建筑，四方結構，大鐵門，小窗戶，高出圍墻的建筑窗戶均向內設置，只有正面裝有朝外的玻璃窗。地上三層，地下一層，每層面積2000多平方米。

梁金生小時候喜歡在庫房后山上跑著玩兒，也經常跟大人坐馬車去位于中山門的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南京博物院前身）玩兒。車夫坐在包廂前面高高的凳子上，他有時坐在車夫旁邊，車底下有一個大銅鈴，用腳一踩，啷當啷當地響。

1948年底，國民黨政府開始將南京所藏文物分三批運往臺灣，共計2972箱，約占南京所藏文物的四分之一，后藏于臺北故宮。

1949年1月，梁廷煒作為押運人，帶著妻子、二兒子和大孫子梁峨生隨第二批文物登上招商局“海滬輪”。本以為是短暫離開，沒想到成骨肉訣別。1972年，梁廷煒在臺灣去世。

梁匡忠則奉命留守南京。他和自己的另外兩個孩子，在南京迎來了解放。除了赴臺的15人和辭職的，南京分院留下來的工作人員有十四五人，梁匡忠擔任庫房保管。

解放初期，常有國民黨飛機來擾。警報一響，梁金生就跟著大人跑到朝天宮庫房地下室躲起來。那是他第一次進到朝天宮庫房里去。抬起頭，能看到所有窗上都貼著防止玻璃炸碎傷人的“米”字條。

1951年，梁金生的妹妹出生于南京，取名梁寧生。

解放后，南遷文物開始分批返回北京故宮。1953年，梁匡忠押運第二批文物北返，家人也隨其北上。

回到故宮后，梁匡忠擔任了庫房保管員。下班后，常有政治學習。6歲的梁金生經常佩戴著家屬證來故宮給父親送飯，順便在故宮四處溜達，抓蛐蛐，逮螞蚱。那時故宮院里有很多雜草，他和其他一些家屬小孩常在假期里來故宮除草，賺點書本費、學雜費。

1956年，梁金生的小弟弟在北京出生，取名梁燕生。

委托代管

整個50年代，故宮分三次從南京分院運回了南遷文物。

根據故宮官網記載，南京分院的文物遷臺后，尚存11178箱。1950年，從南京分院運回1500箱。1953年，運回716箱。1958年，運回4027箱。

根據這個記載，三次共運回6243箱文物。不過，故宮在別的場合又提到過，共運回“8000余箱”。故宮博物院原院長馬衡（1933-1952年在任）的孫子馬思猛也曾在回憶文章中提到：“大約8308箱文物返回北京故宮博物院?！?/p>

總之，一個被認可的數字是，2211箱南遷文物留在了朝天宮庫房。約10萬余件，大部分是明清官窯瓷器和宮廷器物。

1960年，故宮博物院撤銷了南京辦事處（南京分院1954年改為此名）。經北京市文化局（當時故宮歸北京市領導）和國務院文化部批準后，故宮與江蘇省文化局簽訂了《故宮博物院南京辦事處移交接管協議書》。

協議規定，將現有工作人員5名，連同朝天宮庫房建筑、工作室66間，以及家具、圖書等物，全部無償劃歸江蘇省文化局。對于這批文物，則約定：

故宮博物院現存南京辦事處庫房的2211箱文物仍原箱不動存放庫內，由故宮博物院編號造冊點交寄存，寄存時間至遲不得超過1961年底。

協議還附上了委托代管文物箱冊等各種清冊。之后，江蘇省文化局將庫房等設施分配給了南京博物院使用。

當時正是三年困難時期。故宮沒有如約在1961年底前將文物運回。南京博物院致函故宮，雙方商定，延期至1964年底，最遲不得超過1965年。

1963年，“四清運動”開始。1966年，文化大革命引發了破“四舊”、砸爛“封、資、修”的文化浩劫，故宮大門關閉。運回文物之事，再也無人提起。

交涉

故宮重新開始交涉這批文物，是在改革開放后的1979年。1980年和1981年，國家文物局兩次發文給江蘇省政府和江蘇省文化廳催辦，無果。

1987年5月，故宮派人去南京，時任江蘇省文化廳副廳長季根章建議他們直接與南京博物院副院長徐湖平商談。故宮人員在南京博物院見到了徐湖平，但無功而返。

就在此時，張忠培上任故宮博物院院長。他上任后，加緊了解決此事的步伐。

出生于這批文物遷徙路上的梁金生，再次與這批文物結緣。1979年，故宮統一對外招考人員，他通過考試進入了故宮，正式成為這個“故宮世家”的第五代傳人。1985年，他成為保管部總保管組副組長，負責文物總賬的管理、文物征集和點交等，后來又擔任了故宮文物管理處主任。

1987年7月，故宮電催江蘇省文化廳，得到了干脆的答復：希望故宮支持，將全部文物留下。

張忠培向《中國新聞周刊》強調，當年的協議是故宮和江蘇省文化廳簽訂的，在法理上這是故宮和江蘇省文化廳的關系，和南京博物院沒有直接關系。

張忠培向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咨詢解決辦法，被告知首先要由上級主管單位文化部或國家文物局進行行政調解，調解無效才可以訴諸法律解決。

隨后，張忠培找到國家文物局，請國家文物局調解此事。同時，張忠培以一年8000元的酬金聘請了一家律師事務所擔任故宮法律顧問，開始做訴諸法律的準備。故宮后來成立法律處，即起因于此。

1989年起擔任國家文物局副局長的馬自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國家文物局要管全國的文物事宜。對于南遷文物這個遺留問題，當然要關心。原則上就是要‘恢復原狀’，返回故宮。具體怎么弄，還得雙方協調。國家文物局原則上還是支持故宮的，因為文物有完整性問題。有些文物跟故宮息息相關，對研究故宮的歷史和文物收藏史都很重要，放在故宮是理所當然的事?！?/p>

這樣的事情并不只這一例。馬自樹談了這樣一件事：文革后期，西哈努克要來參觀中國最早的佛教寺院洛陽白馬寺。為了做好接待工作，洛陽市文物局從故宮借了慈寧宮一座佛堂的所有佛像。80年代，故宮要求歸還，國家文物局表示支持，但始終無果?！昂幽线@個問題沒解決，南京可能覺得左鄰右舍是這樣，那我著什么急?！瘪R自樹說。

1988年兩會期間，張忠培找到了同為全國人大代表的時任江蘇省省委書記顧秀蓮，當面提起此事，顧秀蓮表示回去了解情況。

這年5月，張忠培再次派人前往南京交涉。

故宮方面提出了對這批文物的處理意見。雙方先共同開箱清點、造冊，故宮再將幾類東西運回：一是離開故宮就不能真實反映文物意義的藏品。例如700多尊“大清乾隆年敬造”款銅佛，原為慈寧花園寶相樓佛堂的原狀文物，現在該佛堂樓上的700多個紫檀佛龕一直空著，一旦把這批銅佛運回，佛堂即可完整恢復原貌。而在南京只是佛像而已，含義是不一樣的。二是配套類的，如罐蓋。 罐兒在故宮，蓋兒當然應該拿回去，才能保持文物完整。三是故宮缺門的或稀少的。余下的，可按一定比例由雙方分配。

這個建議被拒絕了。對方說，故宮和南博都是國家的，這批文物也是國家的，放哪都一樣。故宮長時間不取走，說明對這批文物不重視。而南博保管了這么多年，對這批文物已經有了感情。

幾乎每次的商談都是重復這些內容。說急了，時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長就會緩和氣氛，說，哎該吃飯了啊，今天我請客，咱們吃刀魚！

1988年底，張忠培聽聞南博展覽了南遷文物，就派人赴南博了解情況，并在展廳里拍了照片留存證據。

張忠培從院辦秘書處拿到一張臺灣報刊的影印件。上面的報道提到，臺北故宮博物院院長秦孝儀表示，一旦兩岸統一，應讓南遷文物回歸北京故宮。“我一看到這個報道，就想臺北故宮院長都有這樣的意識，我們這些人卻沒有。”張忠培說。

“不能拖到下個世紀”

進入90年代，故宮文物回遷問題引起了高層的關注。

1991年10月，國家文物局將關于故宮南遷文物處理問題的情況報告呈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秘書組，時任政治局常委批示：先由文物局或文化部協調處理，是否報中央，視進展情況再定。

1992年7月，國家文物局副局長馬自樹主持召開了各方參加的協調會議，商定清點工作從當年9月開始。

為此，故宮組建了清點小組，花數萬元印好了賬冊和封條。

不久后，故宮從國家文物局博物館處負責人口中收到了南博的一個口信，稱南博要在年底舉辦院慶活動，清點工作不能如期進行。

等待一年之后，故宮再次致函南博兩位院長，請他們親自過問此事，以便盡早開始清點工作。

但清點工作始終無法開始。

1996年6月，故宮博物院提出了關于解決方案的請示：一、4000余件雜項，即“宮廷文物”，全部運回，因為這部分文物只有放回故宮才能發揮其應有的歷史作用。二、為了更大限度地發揮國家文物的作用，并報償南京博物院多年來的工作，關于10萬件瓷器中重復的，撥南博一部分，具體辦法是：相同瓷器在10件以上，50件以內的，按二、八分成（故宮為八、南博為二）；50件以上，100件以內者按四、六分成（故宮為六，南博為四）。如此，約有三分之一的文物將留給南京博物院。

12月，國家文物局和江蘇省文化廳舉行了座談會，決定開展清點工作。

1997年4月，國家文物局副局長馬自樹帶隊，再赴南京。

馬自樹參觀了朝天宮庫房，在地下一層見到了一部分南遷文物。其中的一小部分，箱蓋的釘子已被起開，故宮博物院的封條也被拆下。已開箱的文物一部分放在南京博物院的展廳中展覽，一部分仍在箱子里。他在庫房見到了一些木質牌位，保管得不錯。

馬自樹一行與江蘇省文化廳、南京博物院舉行了會談。

馬自樹說，張文彬局長來了以后，對這件事很重視。這個問題要解決，不能再拖下去了。已經半個世紀了，這個世紀的問題要在這個世紀解決，我們這一代的事要在我們這一代解決，不能拖到下個世紀。東西是故宮的，應回故宮，當然都是國家的。南京在保管這批文物的工作中是功不可沒的。這次來，就是商談落實清點工作的具體安排。

南京博物院一位副院長說，1992年后，因為當時要搞院慶，拖下來了。現在南博蓋好了新庫房，保管部這一年的任務是搬遷文物到新庫房，很忙。

故宮博物院一位副院長說，1992年到1997年6個年頭了，再拖，我們這一代就完不成任務了。不能再拖了，人生有幾個6年呢？

對方說，庫房電線老化，電的問題一拖，事情一多就又拖下來了。電要重新換一下。

馬自樹說，電的問題好辦，只要庫房里可以照明就可以，現在談談這項工作的啟動。要有個進程表。

下午繼續會談。南京方面再次提出了文物應留在南京的意見。馬自樹說，你們這樣做，把去年12月的座談紀要全推翻，我們回去無法交待。

對方說，對人民能交待就行了，我保護好就行了，現已經是博物館的財產了，你把賬給我，局里一批就行了。他還說，文物局、中央領導要聽聽我們的意見，要聽進我們的話，不要一談南京問題就是你們要顧全大局，好像我們不顧全大局。

馬自樹說，這是客觀的懸案。南遷文物故宮委托江蘇省文化局代管，南博對這批文物的保管是功不可沒的。這是文物局一貫的看法，南博催過故宮，故宮由于“下放”“四清”“文化大革命”等運動沒能運回，這些都是事實。文物局的觀點是端正的，這是歷史問題。這次我們來就是落實清點的共識問題、住宿問題，沒想到落實不了。看來思想上還有些問題沒解開，還有些問題我們沒聽到。關于處理問題是最后一步的問題。要承認歷史，也要承認現實?，F在，大家都忙，可以不可以清理，我要一句話。

對方說，現在沒辦法清理，沒有人員。

商談不歡而散。

領導人調研

根據故宮官網，1997年9月，李鵬視察故宮博物院，李鐵映和賈慶林等陪同。

領導人就故宮南遷文物、筒子河治理和故宮地下展廳等問題進行了調研，針對南遷文物問題提出了三個處理原則：一、明確這批文物是屬于故宮的，要在國家文物局的主持下進行清理、登記、造冊。二、這批文物現在要全部運回故宮也不現實，但那些不放在故宮就不足以體現其價值的文物和故宮原狀陳列需要的文物，要送回北京。三、大部分文物還是要留在南京，由南京博物院代為保管，故宮博物院也可以在南京建個分院。

根據南京博物院主辦的學術期刊《東南文化》，10月10日，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李鐵映在國家文物局局長張文彬、江蘇省副省長俞興德的陪同下，視察了南京博物院。上午9時許，李鐵映一行來到朝天宮庫區，逐層查看了庫房的文物保管保護情況，并打開了一些箱子仔細觀察。

11月，根據領導人的指示，國務院針對故宮“南遷文物”下發了通知。

故宮向國家文物局表態，將派員南下，參與清理、登記、造冊工作。

這期間，出了一個插曲。

1998年，國家文物局獲知，南博在日本舉辦了一次文物展覽，日本NHK以此為題材拍攝了一部紀錄片。

鏡頭里，南博朝天宮庫房的大鐵門徐徐打開，攝像機推進，幾位工作人員正在庫房里開箱，把文物一件一件取出，箱子上故宮博物院的封條清晰可見。

國家文物局請來了文物專家、故宮博物院原院長張忠培觀看這盤錄像帶，聽取他的意見。張忠培記得，錄像中有南博領導開箱的鏡頭。

不過，與故宮文物一起南遷的，還有古物陳列所、頤和園、國子監的文物。古物陳列所去臺灣后，沒有運走的一批文物就撥交給了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即南京博物院前身）。由于古物陳列所的文物主要來自沈陽故宮和承德避暑山莊，都是清代皇宮文物，與故宮的南遷文物同祖同宗，形式上、制作上都一致，所以單從南博陳列的展品上，并不能說明是來自故宮還是古物陳列所。

各執一辭

1999年5月和8月，為落實國務院通知，國家文物局召集江蘇省文化廳、故宮博物院、南京博物院有關負責人，分別在北京和南京舉行了會議。

會議決定，立即開展清理工作，由財政部撥給?？睿謇黼A段不涉及今后的管理問題，要求各部門要“講政治、講大局、講紀律”。

會上成立了清理工作領導小組，文物局一位副局長擔任組長，文化部辦公廳副主任錢林祥和江蘇省人民政府一位副秘書長擔任副組長。又成立了清理工作小組，由國家文物局博物館司牽頭，故宮博物院和南京博物院領導參加。

“改革開放后，很多規律發生變化了，強調物產權?，F在對地方文物不能簡單采取調撥了?！卞X林祥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但這樣僵持下去，對于老百姓來說很難交代。應該讓這批文物與公眾見面，發揮最大化社會效益。”

會議結束后，國家文物局向國務院呈報了會議紀要。國務院領導指示，在清理過程中要注意不得損壞，更不能丟失。

會后，國家文物局博物館司處長在4個月內6次致電或親赴南京，催辦清點工作。對方總是答復，正全力忙于南博新館的籌備、開放工作，或新館開放后人員跟不上，沒有精力做清理工作。并建議，先落實國辦通知中恢復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的意見。

2000年5月，國家文物局向江蘇省政府發函，請其敦促南京博物院支持故宮“南遷文物”的清理工作。函中稱，如果江蘇省政府積極敦促后，南博仍無限期拖延，則建議在國家文物局主持下，于故宮和南博之外抽調其他文博單位業務人員組成精干的清理工作小組，全面承擔清理任務。

6月，江蘇省政府向國務院發出請示，提出了這批文物應歸南京所有的幾條理由。

其中一條理由，是劉北汜的《故宮滄桑》中的記述。劉北汜曾任故宮博物院《紫禁城》雜志主編、研究室主任，他所著的《故宮滄?！防飳懙溃骸傲粼谀暇┑倪@批文物的絕大部分從1951年起陸續運回北京故宮博物院，小部分撥交南京博物院。”

另一條主要理由，是故宮博物院院長吳仲超的口頭承諾。江蘇方面稱，1961年簽訂協議時，吳仲超（1954年~1984年擔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向江蘇省文化局周局長口頭承諾：“過了1961年底不來取走，文物就算你們所有。”1979年，時任南京博物院院長姚遷專程赴京拜會吳仲超，吳仲超表示，這批文物就留在南博。

江蘇省政府提出：

留在南京的這批文物經故宮多次篩選，精品已被運回，剩下的宮廷文物，對故宮博物院來說可謂微不足道。而對南京博物院來說可以補缺，更好地發揮其作用。

南京博物院經過幾十年建設，無論硬件還是軟件方面都已經達到國內先進博物館水平，為保護利用這批文物提供了有利條件。

南京博物院實際上承擔了近半個世紀的保管責任，1959年后，故宮博物院對這批文物的保管從未過問，尤其是在文革那樣艱難困苦的情況下，如果沒有南京博物院的專家和干部職工冒死堅守，這批文物極可能毀于一旦。文物搬來搬去也易于損壞，而且過于集中也不利于避免突發性災害帶來的損失。

對此，故宮方面回應，劉北汜是文革以后調到故宮的，對以前的工作并不了解，況且《故宮滄?！肥撬饺酥鳎膊荒艽碓悍揭庖?。而吳仲超的口頭承諾沒有任何記載，沒有法律效力。

故宮稱：

故宮將朝天宮庫房移交給江蘇省文化局后，也一直與該局聯系，對未能將暫存文物取回表示了歉意，只是在“史無前例的文革”中中斷了聯系。經過那個時期的人都知道，那是一場災難。

會見臺北故宮老院長

2000年后，對這批文物的爭執之聲漸漸弱了。

但故宮的老人一直不能忘懷這批文物。他們認為，不管最終如何解決，現在無論如何都應該先完成清點。因為關于這批文物社會上一直有很多傳言，有人說丟了，有人說讓日本人拿走了，到現在對公眾都沒有一個解答。故宮在院史上必須要有這一筆。這批東西到底怎么了？對歷史應有一個交待。

82歲的張忠培也一直在關注著這件事。他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了一件往事。

2001年，他向故宮和國家文物局建議，邀請前一年剛剛卸任臺北故宮院長的秦孝儀來大陸訪問，得到采納。秦孝儀是老國民黨黨員，蔣介石的筆桿子。早在1994年張忠培去臺北訪問時，就與他相識。

秦孝儀來北京時，張忠培去機場接機，汽車直接開到已經關門了的頤和園。國家文物局局長張文彬在頤和園的一個亭子里宴請了他，張忠培等人作陪。

席間，秦孝儀說，自己要說一件事。

他說，在臺北故宮，從北京故宮遷去的文物的編號是“故”字號，后來收購或接受捐贈的文物是“新”字號。他們對這批“故”字號文物做了認真清理，發現只有一本書丟了一頁，其他都保存完好。

張忠培認為，這是秦孝儀在1988年對臺灣媒體發表“完璧歸趙”的談話后，當面對大陸文物界朋友所做的一個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