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之前，關于中華文明的起源，“黃河中心說”一直占據主導地位。80年代后，隨著牛河梁紅山文化大型廟、壇、冢的發現，人們逐漸意識到遼河流域也是中華文明的一個源頭，并在文明起源進程中意義重大。“遼西古廊道起到了‘歷史的地理樞紐’作用。”渤海大學東北亞走廊研究院院長崔向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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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向東告訴記者：“紅山文化的核心區域牛河梁遺址就位于大凌河流域的遼西古廊道上，以遼西古廊道為媒介，遼西地區把中原農耕文化、東北漁獵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緊密聯系起來，不同文化間相互撞擊、交流、融匯，加速了遼西古代文明的起源進程。”

遼西古廊道牽起一串遠古文化明珠

傳統的“遼西”概念是指燕山山地以北，西拉木倫河以南，醫巫閭山以西和七老圖山以東的區域。依現在的行政區劃，包括遼寧西部朝陽、阜新、錦州、葫蘆島市，內蒙古東部赤峰市和河北省東北部承德市。這一區域處于遼、蒙、冀三省交界，有東北—西南走向的努魯爾虎山和松嶺兩大山系，水系和山脈交錯，形成東北—西南走向的河谷谷地，由此成為天然的交通廊道。

遼西廊道的南端連接著華北地區，直達中原；北端連接著廣袤的東北大地，可進入東北亞腹地。崔向東告訴記者：恰恰在這一區域，出現了輝煌的興隆洼文化、趙寶溝文化、紅山文化、小河沿文化直到夏家店下層文化，時間跨度為距今8000年至3000年前。而被譽為“東方文明曙光”的牛河梁遺址就處于紅山文化分布區的中心部位。

據遼寧省文物保護專家組組長郭大順介紹：牛河梁遺址在遼西努魯兒虎山谷一帶，向北沿老哈河河川可通往內蒙古赤峰并繼續向其以北的廣大蒙古草原深入；向南順大凌河南部支流，可抵達渤海海濱；向東沿大凌河通向朝陽和阜新地區，更可直達遼河西岸；向西沿大凌河西部支流經河北省承德地區，并越燕山山脈直下華北平原。牛河梁遺址具有四通八達的地理優勢，顯然與充分發揮和延伸最高層次中心邑落的匯聚力和控制力有很大關系。

紅山文化在不斷融匯交流中達到頂峰

器物是文化交流的載體，也是文明發展的見證。

趙寶溝文化是在興隆洼文化之后、紅山文化之前，在西遼河流域取得支配地位的遠古文化。在此出土的一件陶尊上，出現了由豬龍、鹿首和神鳥組合而成的圖案。“這三種圖案同時出現在一件器物上，具有深刻的歷史內涵。”崔向東說，“一般認為，神鳥是趙寶溝文化先民的圖騰；飛鹿是富河文化先民的圖騰；豬龍是紅山文化先民的圖騰，三者集于一體，反映了這一時期不同族屬的人群在遼西的文化融合。”

在紅山文化分布區，遼西古廊道的作用顯而易見。崔向東舉例說，興隆洼文化、紅山文化出土了大量精美玉器，而玉料來源卻不在當地，而是遼寧岫巖，甚至有專家稱其來源于遙遠的貝加爾湖。

崔向東告訴記者，通過遼西古廊道的連接，遼西地區與周邊文化區不斷進行著碰撞與交流。以“龍”為標志的紅山文化在遼西大地騰飛，催生了遼西地區輝煌燦爛的古代文明。

四大古廊道促成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多元一體

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考古人員先后在遼寧丹東寬甸和撫順李石寨發現了帶有“元年丞相斯造”字樣銘文的銅戈及帶有“相邦呂不韋造”銘文的銅矛。李斯和呂不韋都是秦王朝的重臣，二人監制的兵器怎么會出現在幾千公里之外的遼東？

“這說明在燕秦時期，特別是秦統一至滅國不到20年時間內，秦朝在遼東長城戍邊和‘戍邊道’的存在無疑。”遼寧省博物館原館長王綿厚如此分析。

早在舜、禹時代，遠在東北的古老民族肅慎即已與中原有了聯系；春秋時期，齊桓公伐山戎、孤竹和屠何等，走的也是上述古廊道。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首次東巡，“之碣石（位于今遼寧綏中），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

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考古人員在河北秦皇島和遼寧綏中萬家鎮發現了秦始皇東巡的“行宮”遺址。“行宮”正南數百米，正面對海中3塊聳立的礁石，是史書記載秦始皇東巡的“滄海碣石”。

“碣石”西去1500米的“黑山頭”，在突出海岸的一個約5000平方米的海岬平臺上，有三重漢代建筑址，是繼秦始皇之后，漢武帝再次東巡所建的“漢武臺”。

東漢末建安年間，曹操策馬遼西白狼河，大破三郡烏桓后班師凱旋，路過碣石，寫下千古名篇《觀滄海》。此后直到遼金時期遼西傍海道開通以前，遼西古廊道一直發揮著“文化大熔爐”的作用。

費孝通先生在論及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化時說：“一條西北走廊，一條藏彝走廊，一條南嶺走廊，還有一個地區包括東北幾省。倘若這樣來看，中華民族差不多就有一個全面的概念了。”“從歷史時期的地理環境、民族分布與遷移、文化交流等方面考察，費孝通所謂東北地區的走廊應當是‘遼西古廊道’。”崔向東說：正是東北與中原民族之間的遷徙、交流和融合，使東北諸民族不斷融入漢族，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員；正是由于上述這些廊道在地理空間上將中原與西北、西南、東南和東北緊密聯系起來，通過不斷的民族遷徙融合、文化碰撞交流，中華民族才實現了更高層次的多元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