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命運共同體意識融入公共管理和社會治理之中,多一些體諒他人、關心他人、幫助他人的“成人之美”,有助于提升公共服務的品質

最近,對于在浙江寧波市北侖區的橘農們而言,大伙除了豐收的喜悅之外,還有一個更為開心的消息:以后賣橘子更為方便了。因為北侖城管手繪了多幅“橘子地圖”,而橘農只要按照地圖上的售賣點來擺攤賣橘,就不用偷偷摸摸的了。而對于游客來說,拿著這些地圖,前往買橘子也更容易找到攤位。(11月21日《現代金報》)

農產品豐收了,農民有進城擺攤售賣的利益訴求,市民有就近購買優質農產品的需要。然而,如果任由農民自彈自唱,“想擺攤就擺攤,想怎么擺攤就怎么擺攤”不可避免會給城市的公共秩序和環境衛生帶來損傷。尊重和回應農民與市民的利益訴求,需要城管部門尋求不同利益群體最大的“價值公約數”。

長期以來,一些地方城管和攤販不斷上演“貓鼠游戲”。為了將手中的農產品順利地銷售出去,農民不斷地騰挪閃轉。這不僅降低了農產品的銷售效率,也讓農民的銷售之路變得無奈和艱辛。一些地方為了規避農民自發的、無序的沿街售賣,將農民限制在少數的市場里銷售,卻沒有起到應有的治理成效。

“西瓜地圖”也好,“橘子地圖”也罷,說到底都是城管部門轉變公共管理理念、提升社會治理水平的一種體現。伴隨著社會變遷,公共服務的評價標準逐漸從“有沒有”到“好不好”過渡,社會治理也逐漸從強硬、直觀的震懾模式向柔和、間接的教化模式轉變。“橘子地圖”不僅切實地做到了便民、利民,也實現了從“以堵代疏”到張弛有度、寬嚴相濟的價值追求的轉型,應該給予肯定和贊賞。

“三農問題”研究專家徐勇認為,伴隨著社會變遷,當今的農民越來越多地進入或者被卷入到一個開放的、流動的、分工的社會化體系之中,與傳統的封閉的小農經濟形態漸行漸遠。和傳統農民相比,職業農民需要讓農產品擁抱市場,實現產銷對路。盡管對農民來說,這樣的轉型是艱難曲折的,但他們不得不適應、融入市場化、商品化的時代浪潮。

與其將橘子銷售給中間商,還不如自己進城售賣;盡管這樣會辛苦許多,卻能夠讓農民多增加一些收入。進城賣橘子是農民基于生活本身最直接也最強烈的渴望,需要更多的社會支持。“橘子地圖”不僅對農民進城賣橘子給予了價值認同,還將其納入制度化、規范化的治理軌道,實現了農民、市民和城管多方互利共贏。

多一些“想農民所想,急農民所急”,在公共規則與農民的利益訴求之間尋找中間地帶,“橘子地圖”見證了城管部門可喜的角色轉變。在傳統農民向職業農民過渡的今天,公共部門需要以更加精細化、人性化的舉措來幫助農民更好地融入市場和擁抱市場。看似微小的“橘子地圖”,投射著社會變遷的集成影像。

在“橘子地圖”之前,當地城管部門曾經推出“楊梅地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楊梅地圖”“橘子地圖”在本質上就是“民生地圖”,暢通銷售渠道不僅讓農民實現了增收,也讓城市管理難題得到了破解。在身份社會逐漸向專業社會過渡的今天,一些地方的城管部門“始終與時俱進”“不斷改革創新”,不僅切實地做到了便民、利民,也成功地進行了印象管理,提升了老百姓對城管的信任和社會認同。

“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將命運共同體意識融入公共管理和社會治理之中,多一些體諒他人、關心他人、幫助他人的“成人之美”,有助于提升公共服務的品質。“橘子地圖”不僅切實地裨益了農民,也讓他們的內心世界多一些光亮和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