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日前轉載了西南大學教育學部教育政策研究所教授李玲的論文,該文原載于《學前教育研究》。文章的核心觀點是從2019年開始,我國學前教育資源需求開始大幅度增長,2021年將成我國學前教育辦學壓力最大的一年:在園幼兒數預計近5800萬,幼兒園預計缺口近11萬所,幼師和保育員預計缺口超300萬,學前教育經費供給量遠不能滿足未來需求。

離2019年尚有三年的時間,可作為一名學前兒童的家長,筆者已經深深感受到“幼兒園荒”給家庭帶來的“鴨梨山大”。小區里幾位要好的家長早已開始四處“考察”周邊的幼兒園。公立幼兒園太搶手,沒條子、沒關系想都不用想；性價比高的私立幼兒園,也面臨入園難、學位少的窘境。提前一年就打電話“占位”下一年的學位,二歲就要開始上幼兒園的“占坑班”,預交幾千元的“占位費”等等。“考察”到最后,大家紛紛感嘆,當初自己高考報志愿的時候,都沒費這么大的勁兒。

“全面二孩”政策的正式實施,目的在于緩解我國低生育率、少子化和老齡化的問題。可政策啟動后帶來的短期人口變化,尤其對學前教育和義務教育領域帶來的壓力,是否得到了教育界和決策部門的足夠重視?如何更加合理地利用現有教育資源,補上幼師、保育員、幼兒園等師資、場地方面的缺口?怎樣在人口凈流出和凈流入城市之間進行均衡因城施策,制定出更為適合當地的教育長遠規劃,這些都是對公共管理智慧的考量。

教育領域政策的制定,牽涉到千家萬戶家庭的切身利益,不僅需要政策具有前瞻性,能夠合理地適應未來一定時期的社會變化,更需要提高公共政策制定的民主性,廣開思路、廣開言路,避免閉門造車,“關起門來搞建設”“閉起門來定政策”。目前,很多省級、市級示范型幼兒園依然處于封閉式招生的狀態,許多小區內部的幼兒園也是“鐵將軍”把門,只對內不對外。照理說,每一位依法納稅的中國公民都繳納了教育附加費,可能夠享受到“普惠式”幼兒園的,還只是很少一部分人、很少一部分單位。這造成了實質意義上的教育不公,不僅加劇了家庭的教育焦慮情緒,更不利于社會公平的實現。

說到教育政策調整的前瞻性,我們是有過前車之鑒的。20世紀90年代末,北京學前適齡兒童減少,部分街道辦幼兒園、企業辦幼兒園因生源不足被撤銷,導致普惠式公辦幼兒園比例不足,很多新小區只能依靠民辦幼兒園保障孩子入園。近年來,大量外來人口流入一線城市,適齡兒童爆發式增長,學前教育資源的匱乏又成了現實的問題,可此時再大量出資建設公辦園和普惠園,只能是無奈地走回頭路,不僅投入巨大,短期內可能也解不了“幼兒園荒”的燃眉之急。

應對“幼兒園荒”,要想辦法化解當前的燃眉之急,更應該謀劃長遠的布局,避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政策短視,造成二三十年之后的教育資源過剩危機。筆者認為,想要應對當前的學前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問題,不妨借鑒教育附加費的施行方式,給全體適齡兒童家庭發放一定的學齡兒童教育補助,縮小現有民辦園、公立園的收費差距,均衡不同幼兒園之間的辦學水平,仿照就近入學、多校劃片等教育政策,讓更多民眾能有機會進入心儀的幼兒園,不再為“入園難”而犯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