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民族復興須大力弘揚革命先驅的偉大精神）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最偉大的夢想。為實現這一夢想，一代代革命志士前仆后繼、不懈奮斗，作出了偉大的歷史貢獻。孫中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者。作為偉大的民族英雄、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他領導20世紀中國實現了第一次歷史性巨變，為中國的進步打開了閘門。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推進民族復興偉業，需要我們尊重歷史、崇敬偉人，承繼革命先輩精神與思想。

開啟民族復興的新篇章

在近代以來的救國救民道路上，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家在中國歷史上首次吹響了民主革命的號角，催生了中華民族的高度覺醒，翻開了中華民族復興偉業的嶄新篇章。

喊出“振興中華”第一聲，推動中華民族自覺實體的形成。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組織凝聚成具有高度自我認同和自信的現代民族共同體，是中華民族走向復興要解決的關鍵命題。提出“中華民族”概念的梁啟超指出：“世界所以進步，皆由民族主義所磅礴沖擊而成，今天要抵擋列強的民族帝國主義，就要合吾民族全體之能力，行我民族主義之策”。倡導民族主義觀念，激起中華民族的集體意識自覺，孫中山及其領導的辛亥革命起到了關鍵的歷史作用。作為現代愛國者，孫中山不斷豐富發展自己的民族主義學說，從民族危亡之際率先喊出“振興中華”的口號，到號召建立“國族”，再到提出“融化我們中國所有各族，成統一的中華民族”，大力推動中華民族大團結。即使是在領導革命推翻滿清封建王朝的過程中，孫中山仍然強調，打倒滿清不是為了打倒滿清民族，而是為了推翻任何民族內部的壓迫勢力。作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的辛亥革命，其目的也不是為了某一族的利益，而是為了實現中華各民族的平等和解放。1912年1月，孫中山作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臨時大總統，頒布《對外宣言書》，正式在中央政府層面使用中華民族的概念。所以，辛亥革命的偉大不僅在于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統治，結束了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還在于這是對全體中華兒女民族意識的一次深刻動員，使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實體，開始走上世界民族舞臺。

開創民主革命，把民族復興之路融入民主革命的潮流。“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通過革命實現民族獨立與解放，是當時廣大被壓迫民族與國家的必由之路。辛亥革命前夕，清政府頑固堅持腐朽沒落的封建制度，民族危機與社會危機日益激化，成為“革命制造廠”，反帝反封建的抗爭與民變“幾乎無地無之，無時無之”。歷史表明，當時的封建統治已從根本上束縛了中國向現代國家邁進的步伐，扼殺了民族復興的生機和活力；沒有革命的“破”，就不可能有新國家和新社會的“立”，這是近代中國發展必然要經歷的“歷史辯證法”。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敏銳順應與引領了時代，在中國歷史上開創了與王朝循環完全不一樣的武裝革命之路，“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開啟了從封建專制走向民主共和的新歷程。通過革命，兩千多年的皇權觀一夕傾覆，“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隨之而來的是歷史空前的思想解放，中國人以巨大的熱情擁抱新思想和新觀念，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應時而生，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蔚為潮流，中華民族復興進而走上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之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命運得到了徹底改變。

推動世界民族解放斗爭的蓬勃開展，極大提升中華民族的世界地位與影響力。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建立了亞洲第一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極大地鼓舞和推動了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尤其是周邊國家的民族獨立和解放斗爭，有力促進了民主共和思想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傳播。列寧把辛亥革命視為“亞洲的覺醒”，認為它不僅標志著“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可以說已經從沉睡中醒來，走向光明，投身運動，奮起斗爭”，而且意味著“極大的世界風暴的新的發源地已經在亞洲出現”。孫中山創立的三民主義學說及其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等思想，曾對20世紀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產生過巨大的影響，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締造者蘇加諾回憶：“我曾經把三民主義讀過多少遍，它鼓舞我去斗爭和熱愛我的國家和人民”，“孫中山不但是中國的領袖，也是整個亞洲的領袖”。

探尋民族復興的中國路徑

孫中山注重學習世界上先進知識和有益思想成果，并希望結合中國的實際來改造中國。囿于階級及歷史的局限性，孫中山領導資產階級革命道路最終并未讓中國實現獨立富強，但他為此所作的探索與思考，成為中華民族復興之路上的寶貴財富。

推動民族復興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必須探索自己的路。中華民族的百年復興，在東西方文明碰撞與交匯的歷史節點展開。如何處理好西方經驗與中國國情的關系，成為先進中國人無法繞開的歷史命題。孫中山一生“外察世界潮流”，希望以西方的真理來救中國，但又反對為西方模式所左右，希望“將外國的規制和中國本有的規制融和起來”，在“因襲”“規撫”基礎上結合中國國情實現“創獲”。尤其是經歷了多次挫折與困惑后，孫中山認識到西方資本主義制度難以克服的內在矛盾與弊端，強調中國不能再走西方的老路。他揚棄了西方的“三權分立”，提出 “五權憲法”“權能相分”的國家政體設想；他批判資本主義競爭所造成的資本壟斷、貧富差距等弊端，主張“節制資本”“平均地權”；他敏銳觀察到中國實施法治的困境，提出利用中國傳統文化資源，實行德法兼治。孫中山一再告誡國人：“一種道理在外國是適當的，在中國未必是適當。”孫中山的實踐判斷，對當今中國的道路探索具有深刻的啟迪意義。

推動民族復興需要有強有力的先進政黨作為領導核心。世界歷史表明，后發展國家邁向現代化，必須有一個強大、成熟的政治領導集團。孫中山高度強調革命組織的重要性，強調“由革命黨而建成民國”。從首創近代中國第一個革命團體興中會，到聯合各革命團體成立同盟會，從創建中華革命黨到改組中國國民黨，孫中山一直致力于建造一個強大革命政黨。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讓他認識到“只有師法蘇俄，建造一強有力政黨”，革命才能成功。特別是中國工人階級登上政治舞臺和中國共產黨這支新興革命力量的誕生，使孫中山的思想受到深刻影響和啟迪，為此他提出“聯俄”“聯共”的政治主張，期望實現“以黨建國”。國民黨背叛革命后，中國共產黨成為孫中山革命事業的忠實繼承者，中華民族的復興才有了真正先進、成熟的領導力量。

推動民族復興須堅持人民大眾的價值立場。孫中山具有鮮明的民本立場，認為自己思想最突出的一個字就是“民”字，“三大主義皆基本于民”，并把三民主義詮釋為“民有”“民治”“民享”。他主張興民權，強調“共和國以人民為主體，政府為之公仆”；強調興民生，主張借助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等防止社會財富分化，充分保障勞動者利益；倡導興民德，主張建立以“服務眾人”為中心的新型道德觀；強調合民力，指出“要求中國進步”，“便要合群策群力，大家去奮斗”。經歷了風起云涌的五四愛國運動，以及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掀起的第一個工人運動高潮，孫中山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工農民眾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和力量，提出了扶助農工的思想主張。此后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正是工農大眾，成為了民族復興的力量中堅。

推動民族復興必須始終反對分裂，推進和維護國家統一。孫中山將實現國家統一當作革命事業的“頭等大事”，認為統一與否是國之大體，關系到“中國存亡”和“長治久安”；只有統一，“而后一切興革乃有可言”，中國各族民眾才能“合為一氣”，排除外辱，立足于“世界一等強國”。他強烈反對當時的“聯省自治”等觀點，認為這必會陷入“自保—強兵—黷武—禍民”的惡性循環，指出“提倡分裂中國的人，一定是野心家”。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先驅對國家統一的種種嘗試和孜孜追求，激勵著中國人民為民族統一事業奮斗不息，他們的精神及革命成就本身也成為凝聚全體中華兒女的強大精神紐帶。

為民族精神注入時代內涵

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內在動力。孫中山指出，“要恢復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復民族的精神”。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先驅從新的時代問題出發，以蕩氣回腸的歷史作為，賦予傳統中華民族精神新的特質。

不甘奴役、維護民族尊嚴的愛國自強精神。近代以來的亡國滅種危機，激發起中國人強烈的新型愛國熱情與自強意識。為改變國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地位，為追求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革命先輩不屈不撓，不畏強權，不惜流血犧牲，頑強奮斗，體現出與封建忠愛觀念完全不同的愛國主義情懷。毛澤東高度稱贊孫中山的愛國自強精神，指出他“全心全意地為了改造中國而耗費了畢生的精力，真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天下為公的奉公為民精神。孫中山大力倡導“天下為公”，但沒有停留于傳統的世界大同理想，而是將其提升為一個現代政治原則，主張天下為所有中國人之天下，非一家一人之天下，國家為人民所共有，政治為人民所共管，利益為人民所共享。為此孫中山強調，“古時所講的忠，是忠于皇帝……我們在民國之內……不忠于君，要忠于國，要忠于民，要為四萬萬人去效忠。”經孫中山的倡導和革命先輩的踐行，“天下為公”這一古老理念獲得了新的時代生命，成為現代中國人的價值信奉。

敢于競爭、勇立潮頭的競爭進取意識。面對西方列強的挑戰，物競天擇、優勝劣汰的競爭意識在近代中國勃發起來，先進中國人認識到，要敢于振奮起來與西方列強爭雄競長。孫中山更是指出，中國必須樹立起能夠趕超世界先進的自信，“以我四萬萬眾優秀文明之民族，而握有世界最良美之土地、最博大之富源，若一心一德，以圖富強，吾決十年之后，必能駕歐美而上之也。”革命先驅敢于爭先的競爭氣魄與努力，一掃清王朝沉悶守舊的面貌，為中華民族注入昂揚向上的精神血液。

放眼世界、兼容并蓄的開放創新意識。孫中山是具有鮮明開放意識的歷史偉人，他大力批判“荒島孤人”的閉關自守心態，提出“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主張“開放主義”，“內審中國之情勢，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眾長，益以新創”。孫中山始終站在時代前沿看世界，一直到人生的最后階段，仍敏銳觀察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在世界范圍的傳播，據此探索新的革命道路，成為博采眾長、與時俱進的典范。

（執筆：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章揚定，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張冰）

《 人民日報 》（ 2016年11月09日 1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