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１１月４日電 題：大選何以讓美國人焦慮不安

新華社記者柳絲

美國當地時間１１月８日，２０１６年美國總統選舉花落誰家將見分曉。不過，對于希拉里和特朗普兩位候選人一路競選表現，美國民眾深感失望。《華爾街日報》援引民主黨民調專家霍威特的話說：“（兩人）不管誰當選，都會是上世紀３０年代以來民調歷史上最不受歡迎的總統。”

四年一次的總統選舉，集中暴露出美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矛盾以及各種深層次問題。今年總統選舉的種種亂象，反映出美國政治體制出現的嚴重衰敗，折射出美國民眾對現實的不滿和對未來的憂慮：政府表現和經濟政策令人失望、中產階級收入大幅縮水、貧富差距日益拉大、種族問題頻頻出現、暴力事件層出不窮、民粹主義大行其道，反全球化和孤立主義日益抬頭……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朱文莉分析說，在很大程度上，這次美國大選年的社會政治生態是西方發達國家政治潮流的一個縮影。

選票政治，選民才是最大輸家

距離投票日還剩幾天，美國聯邦調查局突然重啟對希拉里“郵件門”的調查，特朗普則表示將起訴捅出“錄音門”材料的美國廣播公司，大選“拍案驚奇”接連不斷。一邊是希拉里指責民調“被操控”，一邊是特朗普抨擊選舉“遭舞弊”，選舉已到最后沖刺關頭，兩位候選人仍然在互相撕扯，不是比誰跑得快，而是比誰能讓對方先摔倒在終點線前。

《華盛頓郵報》１１月１日發布的一項好感度調查顯示，與眾多政治人物、機構相比，希拉里和特朗普“負評”太多，所獲好感度幾乎墊底。

美國政治法律學者張軍對新華社記者坦言，在這樣兩位候選人當中要選出一個相對能被接受的人，第一對選民來說不公平，第二選民也非常無奈。“這種狀況，是對美國所謂民主政治的一種諷刺。”

看看選民都從這場喧囂了一年多的競選中得到了什么：競選黑幕一浪高過一浪，競選人之間互撕力度之大，攻擊手段之低，選民分化之重，社會撕裂之深，可謂前所未有。香港《南華早報》網站文章評論說，美國已經從亞伯拉罕·林肯與“爐邊談話”的時代進入了真人秀和肥皂劇時代。美國的政治過程如果說過去有過光環的話，現已不復存在。

在這樣的選舉政治中，真正被犧牲掉的是選民切實關注的政策和利益。據英國《每日郵報》網站報道，美國國務卿克里１０月３１日表示，今年的總統大選影響了美國在國際社會的形象，多次讓人感到十分尷尬，甚至超過了自己正常的理解范圍，“從未想象過總統大選辯論的關注點并不在實際問題上”。選民的不滿和失望成為突出情緒，“特朗普現象”和“桑德斯現象”、反建制和反“政治正確性”浪潮以及“民粹主義”等等，都反映出當下美國政治的尷尬現實。

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近期美國《外交》雜志上撰文說，美國政治體制實際上已出現了嚴重的衰敗……現實是，如今卻選不出一個能令多數民眾滿意的領導人，美國民眾無疑淪為最大輸家。

富人游戲，“美國夢”岌岌可危

約翰·洛克菲勒有句名言：“美麗的玫瑰，美國之花，只有在早期把周圍的花苞掐掉，才能長成這樣芬芳絢麗，令觀者激賞喝彩。”這一語道破了美國大資本家與普通民眾關系的實質。

金錢與選舉已密不可分。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４年兩次最高法院的判決，為政治募捐規定松綁，錢和權的“旋轉門”有了法律的“庇護傘”，金錢對美國政治的影響走向了新高潮。前總統卡特針對這兩次最高法院的判決批評說：“美國民主已死，取而代之的是寡頭政治。”

美國獨立監察組織“政治反應中心”最新數據顯示，迄今，２０１６年大選中各位競選人共籌款１２億美元，另外“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籌款近５．５億美元。舉個簡單例子，美國政治新聞網披露，在１０月第三場總統電視辯論前，希拉里在加利福尼亞州３天９場活動就“收獲”了１９００萬美元，其中一場小范圍會面起價高達每個人２０萬美元。

美國選舉中“金錢領路”“錢權交易”正催生出系統性的制度腐敗。富人或財團通過選舉在國會和白宮發揮影響力，制定符合其利益的政策。美式民主淪為少數富人和權勢階層操控的游戲，而在這場游戲中，普通人的“美國夢”漸行漸遠。

機會平等曾經被視為“美國夢”的前提。美國外交學會會長理查德·哈斯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此次總統選舉中，“不平等”成為爭論焦點。不過與其說問題在于不平等，不如說在于機會的減少。曾經被奉為圭皋的每個人都有上升機會的理想，已經被階級固化的意識取代。這種傾向，對于美國影響深遠。

在哈佛大學今年對１８歲至２９歲的美國年輕人進行的一項調查中，有近半數受訪者認為，“美國夢”已死。

暴力極端，種族移民矛盾深重

種族和移民問題，在這個大選周期中表現得尤為激烈。

一方面，美國白人警察執法中槍殺黑人平民事件頻發，種族矛盾不斷激化，演變成持久的抗議，甚至暴力沖突。無論是今年的夏洛特市和哥倫布市沖突騷亂，還是曾經的弗格森之亂、巴爾的摩之亂等等，都一次次地加劇了種族間的分裂和不信任感。

另一方面，美國近年來發生的公共安全惡性事件中，來自本土的威脅正在日益增高，安全形勢持續惡化。去年１２月加州圣貝納迪諾槍擊案和今年６月奧蘭多酒吧槍擊案的槍手都是二代移民，恐不是巧合。

當今美國，移民和少數族裔快速增長和白人長期主導政治、經濟生活的矛盾日益凸顯：白人家庭與少數族裔家庭之間的貧富差距呈現連年擴大的趨勢，少數族裔和移民難以融入主流社會，對美國疏離感升高；與此同時，一些白人失去工作、福利下降，把移民當成“替罪羊”，患上了“移民恐懼癥”，他們在特朗普支持者中的比例至少占到３５％至４０％。如《商業內幕》網站報道，美國人的“恐懼移民指數”在過去一年飆升。這足以解釋，“在邊境修墻”“加強身份核查”等等特朗普的招牌口號，為何在美國選民中有不小市場。

無獨有偶，大西洋東岸也面臨相似問題。接連經歷國際金融危機、歐債危機和難民危機后的歐洲，經濟衰退和社會矛盾疊加，少數族裔，特別是移民群體，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各種原因，在社會政治生活和經濟地位上處于劣勢，挫敗感強，進而一步步走向暴力和極端。

白人與少數族裔，移民與反移民，種種二元對立，生出的不只是怨氣，還有暴力和極端，如同美歐社會內部的癌細胞，每一次癌變都提醒著人們：制度病了。

輸出民主，世界動蕩主要禍根

美國大選亂象充分暴露了美式民主之病。然而，美國卻不斷試圖將世界按照美式民主的模式改造。

美國是怎樣做的呢？步驟竟然驚人相似——打著“民主自由”的口號，或是通過武力顛覆他國政權，或是鼓動所謂“顏色革命”，促使他國政權崩潰并進行“民主改造”。

美國外交學者威廉·布魯姆在《民主，美國最致命的輸出》一書中揭露，自二戰結束以來，美國致力于推翻５０多個外國政府，其中大部分是民主選舉產生；粗暴干涉至少３０個國家的民主選舉；試圖暗殺５０余位外國領導人。本世紀以來，伊拉克、埃及、利比亞、敘利亞等等，哪一個也都少不了美國這樣的民主輸出。

事實證明，被美國“改造”的國家不是變得更好，而是變得更糟。埃及政局動蕩，經濟極度衰退；卡扎菲政權被推翻后，利比亞出現權力真空，至今仍四分五裂，淪為一個恐怖主義活躍戰場；敘利亞持續動蕩，曾經的古老文明發源地如今滿目瘡痍，大量平民淪為難民，極端組織趁亂坐大……美國自認為的“民主藥方”反而成為世界動蕩的一劑毒藥。

美國大選，是觀察美國乃至西方社會的一個重要窗口。衡量西式民主，不能簡單地用“好”與“壞”來評說。但今天至少可以看得出，美國大選亂象，交織著日益激化的社會矛盾和不斷凸顯的政治弊端，選票政治、金錢操控、政治惡斗等都讓西式民主遭遇深層危機。美國《耶魯全球化》在線雜志文章說，民主的關鍵支柱之一是政府與公民合作選擇前行的道路。如今，這根支柱已經嚴重受損。